惊悉子健副校长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八年里，他是一位让我在心中点头的领导，不是因为别的，是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为人低调，从来没有豪言壮语，可实实在在做人说话，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善于倾听别人意见，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的形象，让我难以忘怀。

徐子健是高级研修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我是副院长。记得我第一次与他谈学院工作，是在诚信楼十二层他的办公室，桌上放着几本财富杂志。我问他，这个学院怎么建？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老师。今天回想起来，当初他真的不需要再多说什么，而是实实在在地说到了点子上。受他的鼓励，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我告诉他，根据我的调查和判断，在当时学校的情况下，完全用本校教师那种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而不进行任何改变，要给领导干部上课，那么办一个班就丢一个班，办两个班就丢两个班。他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那一次商量工作，前后只有十分钟，但子健校长却给了我最珍贵的两个字。在他的支持下，学院从运转的第一天起，就高度重视师资建设，逐步建立起立足北京人才优势、校内校外教师公平竞争、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教师任用机制。一大批国内有影响的校外专家，与我校优秀教师在学院联袂登台，深化和丰富了高级研修的思想内涵，在众多学员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年前听说徐校长病重，我赶过去看他，他已痛苦得不能言语，只是指了指椅子，示意我坐下。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当时我心中很难受，因为我本想告诉他，到2010年年底，学院已拥有300位以上涉及40多个学科的一流教师队伍，国内任何一个名校高级研修班的课程，我们都有足够的师资实力可以开设。可是，他听不见了。

在我的印象中，徐子健副校长是一位从实际出发、奉公守法、办事规范的领导。他从来不做冒险的事。真如他所说，他觉得自己似乎改革精神不足，喜欢一步一个脚印走路。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爱教育和懂教育的人。他懂外国，也懂中国。他知道在中国办教育难，办成人教育更难，深知教育不是赢利的工具，不能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他告诉我，教育是一种有独立思想、有创新精神、有批判精神和能够引领人心的崇高而伟大事业，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例外。这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干部教育的对象是人的灵魂，搞不好宁可不办，要办就办最好的教育，成为学院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我想，就凭这一点，他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国大学的优秀领导者。在高级研修学院创建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用盈利的目标来指导工作，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规范办学、学校声誉第一、宁缺毋滥的观念。在如何对待合作办学的问题上，我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即决定不用中介公司，完全由学院主控办学主导权。公司可以干成的事，我们的老师也可以学，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后来，这些想法逐步在我院变成现实。徐校长不轻易表扬人，他的表扬就是开玩笑。他跟我说，有三个船长。一个走激流险滩，翻了船，他带头救人，得了奖章。第二个也走大家都走的水道，但运气好没翻船，虚惊一场，从此不敢再走。第三个船长，他知道哪里有风险，走一条大家不走的安全道，像玩似的把船开到了目的地。老廖，你就是这第三个船长。这是我与徐校长相处的日子里，他对我的一次难得的表扬。今天，我视之为他对我的最高奖赏，以此怀念我敬爱的子健校长，一位深知教育不为赢利存亡之道，一位深知教育的本质在于激活思想、创新未来、引领人心所向的知音。

子健校长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忘我工作，默默无闻地贡献，而对自己和部下要求严格，从不为之谋取私利，较少考虑自己得失。他曾对我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为学校能够发展得好一点。能做成就做，不能做成就不做，至少不要给学校带来损失。有点小损失也不要怕，只要名声不倒，就有希望。学院发展起来以后，对学校有所贡献是应该的，否则学校这个家怎么当？我深以为然，也照他的话去做。他不给我施加太大的工作压力，赞扬我们的每一个微小的成绩，反而让我难以度日，最后自加压力，不用扬鞭自奋蹄。他是一个轻易不动感情的人，可他对我院有感情，今天对他的这种情感，我们越发觉得弥足珍贵。当学校决定他不再兼任高级研修学院院长，也不再分管我院工作的时候，他破例地打了一个电话到我家里，还是话不多。他说，老廖，我想继续分管你们学院，我觉得管你们不累，你同意的话可以说说。我当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被深深感动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徐校长在这方面做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尽管后来他不再分管我院工作，可学院的事都热心帮助。我们也非常敬重他。

现在他离开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势头看好。今天我们怀念子健校长，应该学习他务实的工作作风。如果我们的年轻干部，更多的人能像徐子健那样，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把机会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那我们的学校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我会继续努力，学院会继续前行。子健校长，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