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核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当代价值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7年09月26日）

郭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重点阐发并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完成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就中国而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我国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供了宝贵启迪；二是为我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三是马克思揭示的相对剩余价值实现机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路径，为我国正确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基本思路。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150周年。《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资本论》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是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思想家”这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结果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在西方某些国家又成为畅销书。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资本论》既是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不朽丰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重点阐发并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完成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称其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还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是他毕生的两大发现之一。

笔者认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世界仍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中国而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我国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供了宝贵启迪

任何社会都有基本经济规律。它不仅在该社会的经济规律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决定着该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而且还决定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

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据此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视同剩余价值规律，进而视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必全面。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固然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但并没有表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相比，目的更为重要，但手段也不可或缺。手段中既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因素，也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斯大林明确提出“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并从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探索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贡献。从而，我们也可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攫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我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斯大林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他还进一步指出：“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指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笔者认为，斯大林表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基本内容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倘若在后面加上“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则似乎完全适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即通常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基本类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其物质技术基础而言，与“高度技术基础”并不完全吻合；特别是集体所有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与“高度技术基础”尚有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学者提出：包括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内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经济范畴。以最小限度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最大限度的社会必要产品，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这种观点不仅明确提出和初步论证了社会必要产品这一经济范畴，并以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且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方面采用了更为抽象和灵活的表述。也有学者提出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v为个人必要价值，m为社会（或公共）必要价值。必要价值所表明的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既相统一又有差别的关系，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必要价值和它的承担者必要产品的生产，才是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这种观点将社会必要产品直接表述为必要价值，从而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完全一致。还有学者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细化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但有的提法尚待完善。笔者认为，应从客观实际出发，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水平。

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我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必须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逐步创造出显著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是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奥秘的理论，也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从根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从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理论。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经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使马克思当年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得到了初步证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笔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具有不可战胜的经济保证。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曾在较长时间内走过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弯路，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位，估计在2030年左右将升至世界第一位。然而，我国当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仍明显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4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9.8%和日本的29.8%。我国当前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显著提高并初步达到了小康标准，但截至2016年末全国城乡仍有近6000万人尚未脱贫，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尚有较大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笔者认为，即使我国将来在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显著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发生战争等特殊情况之外，也仍应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其作为兴国之要，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竞争。谁能创造并实行适合高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谁就能在竞争中取胜。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长期仿效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注重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积极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要作用，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建立国家所有、分级代表、授权经营的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新体制；从农村普遍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航船在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探索中破浪前行。只要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必然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加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观点。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既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经济基石，也是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同时，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生产、科技进步、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党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持续健康较快向前发展。改革开放39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相当显著的改善，正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阔步迈进；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三、马克思揭示的相对剩余价值实现机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路径，为我国正确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基本思路

马克思指出：“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以个别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为起点，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促进本部门乃至全社会“提高劳动生产力”，导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并最终引致雇佣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资产阶级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简言之，相对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的。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根源是结构性失衡。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即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笔者认为，就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而言，我国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高端供给明显不足，低端供给显著过剩。其主要表现是：（1）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中低端水平，与我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阶段性目标形成尖锐矛盾；（2）技术结构总体上较为落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严重缺乏，许多领域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3）产品结构中的中国名牌产品占比很低，许多重要商品（如汽车等）的市场被外国名牌商品所垄断，我国企业生产的大量商品或者在质量上差强人意，或者在数量上供过于求，从而导致不少国内需求“外溢”或形成无效供给；（4）企业结构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型企业很少，经济效益低下的中小型企业偏多，极个别严重亏损的企业仍在生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笔者认为，围绕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和主攻方向，基本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并切实搞好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

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和全面创新的主要引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搞好科技创新。为此，我国应主要抓好三项工作。

一是应切实搞好自主创新。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军工、航天和计算机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都是靠自主创新搞出来的。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和“墨子号”量子卫星，都是如此。实践反复证明：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我国应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加强对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科技创新上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加速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

二是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加强科技人员队伍建设，逐步增加研发投入。要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实行更加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和更为灵活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造就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较快（2016年为2.08%），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为2.1%）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2年为2.3%），更低于美国（2012年为2.8%）、德国（2012年为2.9%）和日本（2011年为3.4%）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我国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优化高效使用科研经费，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弯道超车”。

三是应紧密围绕社会有效需求和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切实加强政企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进一步加强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应依托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应大力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应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产品化。应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积极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在重大关键项目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优势。

此外，我国还应搞好管理创新。在微观经济管理方面，我国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学习、借鉴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同时采取民主管理的有益做法，实行科学高效管理。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国应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使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优势互补，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

（作者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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