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需要搭建怎样的高端人才体系

黄海刚

（来源：《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9年7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我国的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既面临着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同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我国科技领域突破性、前沿性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不断改善，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对国际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2018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其本质是试图通过设置人才、技术与知识壁垒，遏制中国科技与教育的发展，维持其在全球前沿科技与产业领域的主导权。面对机遇与挑战，应提升对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育紧迫性与战略性的认识，深化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的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构建与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和对外开放水平精准匹配的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将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落到实处

近期，一系列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科技活动松绑助力的文件陆续出台，例如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体现了国家摒除科技与教育高质量发展障碍、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的决心和力度。

另一方面，尽管政策制定和设计有着良好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操作方面，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目标变异以及政策理念与政策实践间的悖论等问题。其中，既有改革难度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在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方面，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强调人才释放潜能的内部驱动力，即人的使命感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上，要将思想、认识与行动统一起来，深化管理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变，尊重人才、信任人才、爱惜人才，解决政策理念与政策实践的脱节和悖论问题，进一步完善符合科研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培养、聚集与使用体系。

理性看待高端科技人才流动

    近年来，各高校为争夺高层次人才而展开的“人才大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高端人才流动是否过度与无序的讨论。针对这一问题，在对“国家杰青”获得者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者职业流动的分析中发现，选择职业流动的学者数量占总人数的约12%，说明我国高端人才并不存在过度流动，其流动亦不属于过度的无序状态，但确实存在区域和机构间的不对等、不均衡现象，其中确实有人为和资本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期，我国中东西北部在科技、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层级和水平上的极度不均衡。

    作为重要的创新要素，高端人才流动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理性看待这一现象。一方面要重视高校“高价挖人”现象对整个学术体系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一行为背后所折射的高校和个体“短期利益”至上的治理和学术逻辑；另一方面，亦不能过度夸大高层次人才流动的负面效应，应看到这一新的人口学现象对整个学术体系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可以将人才流动视为一个“倒逼”机制，是激励和驱动高校实施治理模式改革的外部力量。同时，人才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术职业的吸引力。长久以来，人们对“学术职业”和科研体系稳定、低薪的刻板印象，降低了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和社会声望，影响了学者的流动意愿，低估了学术创新活动的价值。而人才流动提升了学术职业的价值，能够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人才进入这一体系，对中国未来高水平科研具有积极意义。总之，致力于促进人才有序流动的公共政策努力，既要解决人才标签化的行政逻辑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逻辑间的悖论问题，也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释放人才流动所带来的知识增量效应和集聚效应。 

积极推进人才战略的转型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战略体系，其核心是具有吸引和挽留人才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全球化背景下，“高端人才聚集”是一种积极的利益共享机制，其带来的创新集群效应、生产力倍增效应和知识溢出与传播效应，不仅是影响顶尖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科技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看，我国高端人才的来源主要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为主，参与全球高端人才环流的能力仍显不足。人才环流理论认为，人才流动应既有输出、也有输入，二者基本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从而在动态中保持组织的创新活力，这是人才流动的合理、有序状态，加快集聚高端创新型人才队伍，要提升中国在全球高端人力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和吸引力。

建立自主培育创新人才的卓越高等教育体系，是实现人才自立的根本。应将“双一流”建设置于“全球化情境”下，以开放的视野和观念，通过优势资源聚集的“学科·人才·平台”这一制度安排，加强特定学科和领域的相对优势和国际引领地位。首先，特定研究领域和学科的选择，应能够准确反映和预测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未来趋势；其次，建立这一领域的国际高端人才数据库，作为未来人才培育和吸引的重点对象；最后，通过将质量评估和学科评估交由国际专业评估委员会的方式，及时获取中国在全球中的地位。建设中国在国际学术市场中的领导者地位，还应构建更具开放和创新的中国博士生培养机制和博士后制度，将其作为高端人才吸引和培育的主要节点，以及未来中国高端人才和创新活力的主要来源。

大力提升科技职业的吸引力

科技自立、自强，依赖于这一职业能够吸引真正卓越的、有潜力的人才。未来要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就必须吸引一流人才投入加入科技工程创新领域。而吸引卓越人才，就必须要在提升职业吸引力上下功夫，目前，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卓越人才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源错配问题，表现在创新领域的高端人才聚集度不足，立志从事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人才数量不够等，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产出比不够合理，收入水平难以体现个体的价值和付出。因此，要从包括薪酬待遇、社会声望、分配制度、税收优惠等方面，使个体的获得感能真正体现职业价值，为卓越人才潜心并安心于科技创新创业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与文化氛围。

此外，在工程科技人才的培育上，职业精神、匠心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传递和培育显得尤为重要，前者决定了个体探索未知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决心和勇气，后者则决定了个体能否将自身的奋斗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理想和信念。因此，要将立德树人作为科技人才培育的核心和根本遵循，培养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具有理想信念的复合型人才，为未来国际竞争储备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在区位选择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较丰富的人才储备和人才发展潜力，应进一步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教育、科技与产业资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明确沿线各地区和国家的优势产业、技术与人才聚集领域，将贸易便利化逐渐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人才流动等领域，不断提升产业之间的紧密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度，促进人才、知识等创新资源跨国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在具体的高等教育领域，应重点吸引沿线国家的高质量科技人才，参照国际经验，例如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德国的“洪堡学者”项目以及英国的“罗德奖学金”等，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人才交流品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和卓越性，夯实“一带一路”的人才基础。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黄海刚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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