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价值维度与实践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0年07月16日）

作者：赵洋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研究在中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学界的学术生产能力——借用迈克尔·巴迈特和雷蒙德·杜瓦尔的术语，就是“生产性权力”，即在由意义构成的体系中对于主体性的社会性分化的生产——也在增强（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2005, p. 43）。中国学者开始自觉进行理论创新，尝试构筑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理论框架，以突破现有理论在面对世界政治全新变化时所出现的解释力不足。通过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学者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道路上取得了明显成绩。

构建中国学派之意义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中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仅仅着眼于引进和推介国外理论，并套用它们解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活动，就难免会面临“水土不足”的尴尬情境。世界政治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具有“多重复合世界”的特征，其中的运作规则和制度也不是由单一国家或少数具有相似立场的国家所支配。事实上，它由在文化和政治上具有不同模式的部分组成，但在其中各个地区、各个层次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全球、地区和本地层次的治理相互重叠在一起（Amitav Acharya, 2018, p. 30）。在这样一个具有多样性的世界当中，每一个地区都需要拥有能够反映出自身施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活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则是以西方大国为核心，并没有体现出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施动性。或者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非西方世界看作是国际关系的“客体”而非“主体”（Amitav Acharya, 2018, p. 19）。在这些理论中，非西方国家改造世界的作用被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它们只是被西方国家所“塑造”、“建构”或“社会化”的对象，只需接受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支撑国际社会得以存在的各种观念和规范。事实上，国际社会中的观念和规范都拥有具体的发源环境。施动性则意味着这些观念和规范，能够符合处于各种不同或独特环境的其他行为体需求。或者说，它们需要在一种全球秩序中适用于所有行为体所处的环境（Amitav Acharya, 2018, pp. 20-21）。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国际社会中的规范和制度并不仅仅起源于西方国家，来自非西方世界的规范，特别是那些涉及发展、安全和生态等问题的规则已经得到世界各国广泛接受，被联合国等机构采纳为相关领域行动的核心理念。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反映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声音、经验和知识。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项宏大工程，包括承认多元普遍主义、反思现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从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国家和地区汲取新知识、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关注非西方国家构建全球秩序的施动性等要素（Amitav Acharya, 2014, p. 647）。在当代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中，由于非西方国家知识建构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对于世界政治本质、运行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也被长期排斥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将非西方话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当中，就是要研究国际关系中那些“被压迫的知识”,它要求深入探究对于现实世界的替代性解释，并且表明这些解释被一种不同于支配性的实质性话语所推动（Jennifer Milliken, 1999, p. 243）。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而言，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重大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西方理论往往从静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政治，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不断循环而非进步式发展的过程。罗伯特·吉尔平对此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就是从均衡状态过渡到不均衡状态，最终再通过体系内霸权战争的方式回归均衡状态的循环往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均衡状态——即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体系的变化会带来同改变体系的预期成本相符合的额外收益的状态——才是稳定的（Robert Gilpin,1981,p.11）。当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化，从而使强国预期能够从改变现状中获得足够收益时，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强国便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体系的稳定状态以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从而推动国际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同时，这种静态观还表现在大部分西方学者观点中。自从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诞生以来，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1919年国际关系学刚刚诞生时，它主要关注当时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其理论渊源则根植于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传统。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无论在规模还是意识形态上，尽管前现代政治组成单位都不同于国家这一现代国际关系的组成要素，但其行为模式都是相同的。在任何时代，维护和改善安全都是政治单位的首要目标，因而无论是在无政府状态还是等级制当中，政治单位都展现出自助的行为模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受种族、文化和语言等差异的影响，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权力的追求始终支配了不同群体间关系（Ken Booth，2019, p. 360）。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问题始终是国家生存和安全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技术变革、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对人权越来越多的关注等，从而使一些人认为将会出现由不同国家或民族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的全球共同体。但是同百年前相比，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秩序与安全、权力与约束、自由与和平等（William Bain, 2019, p. 132）。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西方学者并不完全否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可能性，但是也认为有很多不可被改变的因素妨碍和阻止了国际关系的进步性变革。

其次，从现实角度来看，西方经验的局限性还限制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理解国际现实的视野，使后者在思维模式上不自觉地向前者看齐，进而限制了非西方国家探寻国际问题的解决之道。以中外学术界关于中美两国是否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为例，这一概念本是西方学者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塑造的。根据这一“历史定律”，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因为当崛起国的实力越来越接近守成国的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小型的外交事件也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国家间冲突（Graham Allison, 2017, p. 29）。在现有学术争论中，中国学者往往会被不自觉地带入到西方理论所预设的话语体系当中，也就是通过列举各种论据、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来论证中美两国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却没有从根本上解构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事实上，基于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人并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定律”，更不认为崛起国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人而言，“修昔底德陷阱”本就是西方话语建构出来的概念，并不是客观存在于世界政治当中的现实。但由于中国学者往往在思维上已经预先接受这一概念的存在，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稳定性，而是将它作为既定事实来分析，探讨中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中外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从侧面表明，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的背景知识，因而有必要消解这种霸权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才能为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营造更友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国关理论发展之现状

 “理论总是为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目标服务的”（Robert Cox, 1981, p. 128）。没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向世界展现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善意图，从理论高度阐释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以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在共生理论、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三个领域对现有国关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和改进，而这三个领域也被称作是当今中国学派的三大理论创新（郭树勇，2017，第19页）。当然，构筑本土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受到中国所面临的客观国际环境变化、中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国际关系学发展等因素影响，经历了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涉及到中国学派意识的产生、建立中国学派成为学术界的理论自觉、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将国家意识融入到理论创新当中等要素（郭树勇，2017，第20—21页）。作为理论形成的最后阶段，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本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经验带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突出了理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同西方学术界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处于理论建设的上升期。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在对宏观理论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进一步的创新会变得艰巨。此时学者们有三种选择：一是转向对于具体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为此，部分西方学者转向对于以“分析折中主义”为特征的中观理论——即为解释一组具体经验现象所构筑起来的具体理论，而非一种通则性的解释模式——的研究（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2013，第19页）。这种理论不是对事实的纯粹叙述，而是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解释事实背后的因果机制。二是在一个理论体系内部构筑出不同的“支系”。例如，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长足发展，但在21世纪之后则进入瓶颈期。因此，学者们转向在原有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不同分支，如实用建构主义（Peter M. Haas and Ernst B. Haas, 2002）、现实建构主义（J. Samuel Barkin, 2003）、社群建构主义（Lars-Erik Cederman and Christopher Daase, 2003）、后建构主义（Janice Bially Mattern, 2005）和常识建构主义（Ted Hopf, 2013）等。三是对经典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以发掘出先前在经典理论和经典著作中被忽视的东西。一个例子是一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开始重新解读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等人的思想，着重阐述先前研究中所忽视的某些内容（Chris Brown, 2012；Milan Babik, 2013；David Polansky, 2016；Kavi Joseph Abraham, 2017；Jonathan Joseph and Milja Kuiki, 2018；Keith Smith, 2019；Tom Lundborg, 2019；Stefano Guzzini, 2020）。同国外已经进入成熟期和瓶颈期的理论研究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仍然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仍然需要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推动理论创新与进步。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中国学派应避之流弊

尽管在构筑本土理论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学术界为构建中国学派所付出之努力，而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则或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更上一层楼。

第一，在研究中要明确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差异，不可将理论研究简单地同诠释政策混为一谈。就学术研究而言，除了少数政策建议，绝大部分内容当归属理论研究范畴。在理论研究中，应当着眼于更加宏观和长期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些具体的对外政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就要“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专心于构筑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说理论研究需要立足于更加深刻和根本性的问题，而非一时一刻之事。例如，在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世界政治“变局”的内在机理和动力为何，“变局”的趋势是什么，中国在这一深刻大变局中的地位、作用与角色的变化等等，应当是学术研究关注的问题。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当避免西方已经走过的某些弯路，或者说并非一定要在研究上效仿西方。例如，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唯方法论”或“唯定量分析”的困境。观察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如《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论文都会使用定量方法。某些北欧国家的研究则走向另一个方向，即关注话语等非物质性因素在塑造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北欧国际关系研究旗舰刊物《合作与冲突》（Cooperation and Conflict）中，涉及语言、话语、修辞等问题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以上二者皆有局限性。对于前者而言，学者们往往过于关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抽象性，而研究结论则过于简单，存在着使用复杂方法验证一个简单命题的倾向。对于后者而言，过于侧重话语等非物质性因素使得研究偏“虚”，形而上色彩过重，同现实世界契合程度不高，难以分析和解决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模仿西方的倾向，因此在构筑本土理论体系时如何对西方研究成果取长补短，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如何在研究中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关系到中国学派发展的前景。在构筑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是重要的知识来源。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既涌现出大量经典的、至今仍具有较大启迪意义的优秀思想，也出现了一些思想糟粕。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学者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也要避免简单地用西方理论框架为中国传统思想“贴标签”，如将老子看作现实主义者，将孟子看作自由主义者（Peter M. Kristensen and Ras T. Nielsen, 2013, p. 27）。从本质上讲，这种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仍然是西方式的。要构筑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跳出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