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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财》:(肖慧琳)“新基建”助力“双循环”快速转型

发布时间: 2020年10月27日 浏览次数: 编辑: 雨晴

 

(来源:《新理财》第346期  2020年10月15日)
肖慧琳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想抓住其中发展机遇,则需认清我国现状。就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而言,“国际经济大循环”是改革开放时代下的正确选择,助力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居于世界前列。虽然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成长,但是近些年受到“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外交方面等国际背景的不利影响,于是提出应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当前的新局面。对此可以考虑的是,如何借助“新基建”的力量实现“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快速转型。

       双循环应有之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模式主要是以客场经济、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即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针,提倡企业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然后在国内加工,再把成品向国际市场出口,大进大出,发展外向型经济。之所以采用此种经济模式,是由于在过去的时代背景和国情下,我国市场内生力不足,人均收入较低,消费能力无法与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相匹配,加之国内市场碎片化,实际可利用率较低,如果以国内市场为主,则无法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由此可见,“国际经济大循环”是当时的正确经济战略,并助力我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促使我们需要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国际时局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了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加上今年疫情全球大爆发,各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使得全球经济萎靡,也冲击了我国供应链的中心地位。同时在国际关系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脱钩”等不当政策,给恰逢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向高质量发展”之际的我国增加了经济风险。在此复杂背景下,以客场为主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模式从长远来看不再具有适应性。“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导致核心零部件与技术等方面易受国外制约,会降低我国自然资源及市场容量有效利用率;二是我国作为“国际加工厂”,廉价劳动力难以获取高附加值,同时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以iPhone为例,根据美国学者的数据,每销售一台iPhone,苹果公司凭设计和技术获利58.5%,而中国大陆劳工的组装仅获利1.8%;三是随着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领先全球的5G技术等先进科技正在逐渐代替廉价的劳动力要素,成为我国新的竞争优势。因此面临这一新形势,科学性地提出我们应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当时。“双循环”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内需当成实现经济战略转型的工具,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值得注意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自我封闭”舍弃国际市场,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方式,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前者带动后者,二者相互促进。“双循环”模式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缓解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压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掘巨大需求潜力,稳固国内经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促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供需互补,提高国家经济效率,并带动“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国际市场。

      实现路径

    要想实现“国际经济大循环”有效转变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国内大循环居于“双循环”的基础与核心地位,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则成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就必须考虑产业循环、市场循环以及经济社会循环三个子循环,因为这“三个循环”关系着生产力、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扩大内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三个循环”角度,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产业结构,打造高端价值链;二是努力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双升级”,有针对性地刺激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三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畅通人流、物流、商流路径,加快劳动、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提升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利于高效完成全面小康与脱贫攻坚任务。找到了“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变到“双循环”的原因及关键点,则需要进一步寻找突破口。可以借助以“5G”为领先代表的“新基建”优势力量,弥补我国在生产、消费、技术等领域的薄弱环节。以上海为例,上海依靠“新基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助力其创新能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上海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当地乃至全国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借助“新基建”增强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充分发挥“新基建”的平台优势,助力关键环节研发,充分发挥创新基础设施利于产品研制、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的优势,从而促进科技创新,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水平,力争摆脱对国外先进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依赖,改善高端产业受制于他国的局面。比如上海和广西分别建立了飞桨人工智能产业赋能中心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基础设施平台,利于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可借助工业互联网建立健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通过产业数字化和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企业与供应商和经销商的一体化程度,从而有效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与升级产业结构,助力形成高端价值链,获取产品的高附加值,提高我国自有资源利用率。第三,通过5G技术重塑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助力开展云办公、云带货、云学习和云购物等线上活动。从而通过“新基建”助力生产与消费的升级,刺激消费,挖掘新型消费市场潜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第四,通过发展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加快各类生产要素流动;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特高压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能源改革,增加市场投资潜力。“新基建”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建设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助力智慧城市建设,利于我国尽快实现新型城镇化。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副院长、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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