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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报》:(屠新泉)“全民入世”推动中国开放发展

发布时间: 2021年12月03日 浏览次数: 编辑: 刘璇

“全民入世”推动中国开放发展

(来源:《中国贸易报》第A3版,2021-12-02)

在全球经贸风云变幻中,我国迎来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20个年头。这20年来,我国经济尤其是外贸外资等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在WTO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在谈到我国入世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时,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式上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埋头苦干、顽强奋斗取得的,也是中国主动加强国际合作、践行互利共赢的结果。

作为国内较早专门从事WTO研究的学者之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这句话真真切切说到了人们的心坎儿里。回忆起入世前后的那段岁月,他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当时的形势——“全民入世”。

这首先就体现在学界的积极发声和建言献策方面。1998年,当时正处在中美入世谈判的关键节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WTO领域的权威专家薛荣久、张汉林两位教授承担了许多WTO相关研究、咨询、采访任务。而此时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屠新泉有很多机会协助两位教授参与一些工作,开启了他的WTO研究之路。比如参与两本WTO知识问答形式的普及读物的编写,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中国入世100问”的系列访谈节目等等。他感到,专业人士的答疑解惑,为中国加入WTO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2000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立WTO研究中心,随后我也被调入该中心。作为WTO的专业研究咨询机构,我们承担了不少培训任务。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一场场培训进一步深化了官员、企业家的开放意识、规则意识,让他们深入了解了入世将对我国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以便提早准备。”屠新泉说,“全民入世”还体现在政府、企业、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学习意识非常强这一点,这使得入世后的磨合过程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中国呈现出‘全民入世’的景象,全世界从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20年来,中国成为了利用WTO规则最好的国家之一,这样的成功在WTO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冷战已经结束,全球化也处于高潮期,各经济体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时代。中国加入WTO,正是顺着这个势头,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发展得更高更快。在屠新泉看来,50年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确立了中国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20年前的中国“入世”则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加入WTO后,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超预期的成就,尽管与当时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有关,但中国能把握和利用好这一机遇的内因更为重要。美国有些人说,中国入世是美国对中国的恩赐等等,这纯属无稽之谈。放眼望去,世界那么多国家加入WTO,有哪一个成员像中国这样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屠新泉说,现在来看,我国在WTO中的地位也明显发生了变化。 在他的观察中,2008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在WTO中角色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在2008年之前,中国作为新加入WTO的成员,主要目标是履行各项承诺,在各类谈判中主要是扮演着观察者和学习者的角色。而在2008年之后,中国履行承诺基本结束,在时任WTO总干事拉米的推动下,中国开始进入WTO的核心决策集团,在一些谈判中作为核心成员,各方对中国的期待值也有所提高,希望中国提出新的出价。与此同时,与中国有关的争端解决的案件也逐渐多了起来,直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被诉国,中国也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当前,WTO的发展面临较大挑战,谈及其原因,屠新泉分析说:“WTO之所以面临挑战,是因为当下的国际生产力已经发生变化,但生产关系未发生相应变化,形成了一种两者不匹配的格局。这种不匹配主要是WTO受制于其自身因素,导致WTO不能及时跟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使得一些国家对WTO有了变革的诉求。中国一直对 WTO 进行必要改革持开放、包容、建设性的态度,维护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切实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和治理需求。”

“与各类FTA相比,WTO 的优势就在于,只要各方在WTO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那就会形成国际规则或全球性规则,极具示范意义。虽说国际规则的强制性有限,但WTO营造的多边体系让绝大多数国家愿意去自觉遵守、执行,这就说明WTO的条款是普惠的、包容的、互利的条款,这些国家都需要。”屠新泉说,从这个意义上讲,WTO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中国作为WTO等多边体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WTO的4个诸边谈判,中国都有参加。与此同时,中国在本届进博会上也提出了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新的举措来显示支持多边主义的诚意。屠新泉认为,WTO 改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重塑国际角色、承担与其增强的实力相称的更多责任的过程。这有可能为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创建外部制度性基础,促使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增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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