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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校庆60周年 经贸学院人物专访(李诗)

发布时间: 2011年09月22日 编辑:

李诗老师:我与经贸大学的“半生缘”

口述者:李诗

采写者:王怡筱 施洁

【人物缩影】

李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待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函授最先任教者,留学生教学、成人教育先行者。曾就读于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南斯拉夫大使馆商务处外交官。主要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形势与政策。著有《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口述前记】

李诗老师作为经贸院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深受学生爱戴。其学术造诣和乐观心态使她在贸大尽情施展教学才华。她曾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如今的她还在为对外经贸大学的发展尽心尽力。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李诗老师,倾听她讲述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以及她与贸大三十三年的“半生之缘”。

【口述资料】

我与贸大的半生缘

我于1962年考入北京外贸学院,由于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才毕业,一共六年; 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从1982年到2010年是28年,加一起一共是34年,今年我66岁,几乎是我的半生——这就是我与贸大的半生缘。还有一个“缘”就是我们家与贸大的缘分:我儿子儿媳是经贸大学毕业,我们很多亲戚也是贸大校友,所以我,甚至可以说我们家,都是跟贸大很有渊源的。

我是外贸系俄语班的学生。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我们那时8个班只有一个班学习俄语,主动报名学俄语的只有4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学俄语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北师大教授。他觉得我既然有了三年学习俄语的基础,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我就主动要求进入了俄语班。以前的学生基本都是调干生(已经工作,作为干部来学习),从高中直接考上来的非常少,从我们这届学生开始,才是从高中毕业生中录取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系,一个外贸系,一个外语系,小语种也只有8个,外贸系就分出俄语班,我就是外贸系俄语班的。当时的院长李秋野很有改革思想,他觉得外语教学应该是注重听说的教学,这与当时注重读写能力的教学理念是有所不同,所以虽然我们正逢文化大革命时期,只正规读了两年,但是这两年基础打得非常好,后来我能去俄罗斯进修、当外交官,和这期间基础打得好是很有关系的。

二年级以后,我们就开始“搞四清”。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我去的是陕西西安长安县,整整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干活,晚上到农民家访贫问苦。那时候是非常艰苦的,也是很锻炼人的,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底层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年虽然没有进行文化学习,但是这对我以后的影响非常大。从农村回来是三年级,四年级上了不到一年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感到非常困惑。我们家是属于老知识分子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别看我现在这么健康,这么乐观,说实话,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能走到今天特别不容易,但那是个时代问题,我们不应该带着怨恨生活。因为在文革中去底层的一些经历,使我后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有职务还是没职务,对待平常底层老百姓都特别关心,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还有不实事求是的风气,对人的摧残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那时我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也入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老师的“反动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我本人没有什么反动行为,但是当时我们分配的时候,还是受了很大影响。65届全部分配到北京市;到66年的毕业生,百分之八十都下了基层,百分之二十留北京;等到我们这一届,就全部离开北京。就这样我去了内蒙古,在内蒙古一待就是十年。

那段在内蒙的日子

我们所有离开学校的学生,都去了部队农场锻炼。那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去当工农兵,我们去了山西大同,白天种玉米,晚上斗私批修。在部队待了两年以后,我就到了内蒙赤峰。因为当时我心里也很不愉快,告别北京,也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所以我去得比较晚,但是恰恰因为我的晚去救了我。在我之前去的学生基本上全都到了生产队,我去得比较晚,所以我就留在了盟(内蒙古地级单位)首府所在市。因为我是学外贸的,分配工作时我是想被分配到外贸公司。可是那时外贸公司只收购土豆、毛皮,而且只做货源组织,自己并不出口,于是我就被分配到煤建公司。在煤建公司我被分配去做出纳。我是我们那个盟的煤建公司分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白天去卖煤,他们过磅,我来开票和收钱,然后再自己骑车,拖着装钱的麻袋,送到银行。我在那待了三年,很快在赤峰市就有了知名度。三年以后,我又去了赤峰五中,待了七年,教了两年俄语,教得很好,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人学俄语,后五年变成了语老师,从一年级带到五年级。他们都很愿意上我的课,到现在我和赤峰的学生都还有联系。前几年我去看过他们,班里五十来人,那天在车站来了三十多个。当时我就觉得,还是应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将来总是有用的。

母校关怀下的发展之路

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之后恢复高考,我就抓住了这个时机。打听了一下母校的研究生专业,得到的回答说只有俄罗斯文学专业,我是学贸易的,离文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再一打听,中国人民大学有苏联东欧经济,因为我父亲右派帽子还没摘,所以我避开俄罗斯,选了南斯拉夫政治与经济。赤峰地区一共两百多个学生参加考试,四个考上了,其中只有一个女生——就是我。我们那个专业一共招20个,但是符合条件的只有12个,又是只有一个女生,我考了第一。他们说本来不想招我,因为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三十四岁,在内蒙古成的家,又有两个孩子,所以招了我不仅要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还得解决我们全家的户口问题。但是因为我的成绩确实非常好,还是录取了我。在这期间,母校为我办了件大事,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档案中有些非正常的评价,要考研究生就必须把这些评语修正。因为当时我父亲的改正已经批下来了,所以我就给学校写信,咱们学校的组织部非常负责任,把有不实之词的档案抽调出来,这样我才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感谢母校的大力协助,我顺利完成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也没有心理包袱了。由于读研的时候学的是南斯拉夫政治与经济,所以我又学了克罗地亚语(南斯拉夫官方语言)

毕业之后就遇到了分配问题,因为要解决我爱人的问题,所以比较困难,这时我又联系了母校。因为大学期间我在我们年级成绩很好,在研究所和外贸系的推荐下,我终于回到了母校,回到了外贸系,做了一名教师。

文化大革命确实使我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我们的同学全部分开了,到现在还有联系不到的。能联系到的同学中真正做外贸方面工作的只有几个,其中一个是在做对俄贸易,一个在连云港发展,其余从事与外贸有关工作的就不多了。对我来说,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是因为知识,我就不会回到贸大,我的孩子就不会进入这个学校,我的爱人就不会回北京,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一张考卷带来的。那一张考卷,决定了我们一家的命运。不然我们至今应该还待在内蒙,待在赤峰。我回到北京,是跟我的父母完全没有关系的,当时我在北京也没有人脉关系。所以我也想跟你们讲,大学一定要抓住机遇,努力学习,以后不管到了哪儿,成绩才是硬道理。

回到贸大后,在教学方面上,人大的学习给了我一个扎实的基础。那时我们既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学习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这些给我以后在经贸大学的教学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把文化大革命中被耽搁的知识都给补上了。在对外经贸大学教学又面临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由于学习俄语的原因,我就选择了一个语言限制不大的《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我毕竟不是学习英语的,如果选择其他课程,看英语资料,文献之类的还是有一些障碍的。后来在经贸学院的教学还是很顺利的。从回到学校,到讲师,到后来的副教授、正教授,我用了13年,期间还包括职称停评一年,包括我去苏联进修一年,还包括我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一年,所以真正意义上来说我是用了10年时间走完了从重回贸大到担任贸大正教授的道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同志,走过文革,从内蒙的赤峰回到北京,然后又重回母校,在母校从讲师做到正教授,这段过程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习的时间是很少的,其实在后来的教学过程中,我还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因为我要吸收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我每次课都备得很认真很详尽。应该说我在贸大的教学还是成功的,每次学生打分,我的分数都很高。还有让我欣慰的就是每次选课,我的课程都是第一个被选满。在2005年六月份我告别本科教学讲台的那一课上,我对我的学生讲:“这是我这学期的最后一课,也是我这一辈子本科教学的最后一课”,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那时真的很感动,眼泪都在眼圈中打转。我喜欢上课,我喜欢跟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这最后的掌声是对我教学工作的肯定,也是给我的安慰。

在科研方面,因为语种的限制,要接手第一手资料,得到最前沿的信息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可以阅读中文译本,在这方面我做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无论是院里的科研项目、学校的科研项目,还是过去自己参与的外贸部的项目、社科院的项目,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

还有就是管理。那时我都已经50岁了,被调到了教务处,主要是管理教材和教学研究。后来调至继续教育学院,主管过成人教育。在抓成人教育的规章制度、教学质量这些方面,我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后来我回到经贸院,给前院长做了一些辅助工作,比如说211验收,教学管理等等。我是我们学校函授教学的第一个参与者,也是第一个给留学生当导师的人。总的来说,我在经贸学院的工作是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2000年也因此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接着就是去苏联留学和去使馆工作的经历。我去苏联时,中苏关系刚刚解冻,彼此还是有戒备的。但是在那一年中,我去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方,把那些苏联经典艺术馆等等都参观了,也算是圆了儿时的梦想。而我的很多老师都没能有机会亲自去苏联,切身体会苏联文化,因此在这一方面我还是很幸运的。在俄语方面,我也感激我的母校,在母校的俄语学习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到了苏联,面对那样的语言环境还是基本能够应对的。后来我就去了南斯拉夫使馆,在商务处工作,宣传我们国家的外贸方针政策,我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又有了可用的之处。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和各种机缘巧合,我又回国了。

05年以后,我一直处于退而不休的状态,参与一些教务处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也经常跟一些同学聊天,交流。能为经贸大做些什么就尽力去做,贸大是我的母校,我与贸大是有三十多年的半生缘,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这一辈的老校友,都惦记着贸大,关注着贸大的发展。

【六十年校庆寄语】

今年是母校六十年校庆,我真心祝愿花甲贸大,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事记(19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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