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面临六大任务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
（来源：《金融时报》08版 2021-03-16）
尽管近年来单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渐起，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逆风”，但总体而言，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的主旋律。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卢进勇
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
由此可见，推动产业升级、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以及推动产业对外开放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重点工作任务和目标。那么双循环发展战略将如何助力中国产业升级？中国又将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
《金融时报》记者：做好哪些方面工作有助于中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卢进勇：第一，一方面，需要推动供给侧的进一步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生产端和从产业链的前端进行调整、捋顺；另一方面，要从需求侧进行管理。有效需求需要扩大，需求结构需要调整，需求档次也需要提升，与需求相关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同时完成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的管理，才能畅顺国内大循环，助力产业升级。
第二，需要推动技术创新。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在实现国内大循环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推动技术的创新以及技术的升级，有利于产业的升级。因此，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
第三，需要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农业等等。要使得金融能够真正发挥出它的本质作用，这样也将有利于技术和产业升级。
《金融时报》记者：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产业开放将面临哪些挑战？
卢进勇：第一，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波涛汹涌，主要表现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还有贸易摩擦的增加，这些因素的加剧导致我国部分产业的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供应出现了断供风险，并随时可能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
第二，逆全球化浪潮下，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出现了针对中国产品提高征收关税的情况。这些都将导致我国出口市场不稳定风险增加，出口产业面临失去国外市场的风险。
第三，我国面临着技术贸易和技术合作限制的风险。近年来我国的技术进步较快，在部分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同时，我国依然有部分产业需要学习国外的技术，需要引进技术和设备，需要技术的贸易与合作。然而，受到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这类合作或者贸易面临的限制和阻碍有所增加，这将对我国的技术和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第四，受到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在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少数外资企业选择搬迁，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因此遭遇了一定的挑战。
第五，尽管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但我国依然坚定地选择进一步扩大开放。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度大幅度扩大，吸引了更多外资进入，而这也增加了我国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部分产业面临竞争压力。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卢进勇：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加工以及对外投资等方式已经融入到了全球产业链中。而要更好地融入就意味着我们的融入需要更上一个档次，升级到一个新的2.0版本。我国要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面临着六大任务。
第一，升级链。需要把当前的链升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由低附加价值阶段向中高附加价值阶段升级，由低技术含量向中高技术含量升级。具体而言，例如从简单的加工装配，走向部分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
第二，防断链。想要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就不能出现断链。而防断链，就意味着在产业以及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或者关键产品上，要有“备胎”，并且要尽早实现国产化，以防止产业链的断裂。
第三，补短链。近两年，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部分关键环节比较薄弱、依赖国外的情况，因此需要在这些环节加快发展，满足国内需要。
第四，强长链。我国有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比较有优势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产能、质量和技术水平，传播品牌，把我国的长链加强，做到更好。
第五，建新链。以前的全球产业链更多地是由发达国家企业所构建，我们通过利用外资以及对外贸易等方式加入进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继续坚持。但与此同时，需要通过对外投资，构建中国企业自己主导的产业链。建新链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
第六，数字链。需要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推动两链的平台化，有利于链效率提升，有利于稳定供应和更好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卢进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一些暂时性的困难。疫情导致我国企业的人员进出以及交流较为困难，交通不便。同时疫情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减退和全球贸易规模的萎缩，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这个阶段面临的临时困难。
除此之外，第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和并购时受到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出台的限制措施的影响。部分发达国家出台了投资方面的保护主义措施和政策，其产业开放对外资有所收紧。像德国、欧盟、美国以及日本都有类似的相关规定。特别是涉及到部分先进技术和关键领域，这些限制措施都有所加强。而这些措施和规定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并购和投资都造成了困难和挑战。
第二，逆向技术溢出式海外并购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所谓逆向技术溢出，即自身技术不是很先进，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到国外买一些先进的技术，然后把技术输回到国内，帮助本国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这也是原来我国对外投资的一种主要类型。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一般较为先进，产业也较为开放，因此这类投资主要投向发达国家。但现在这一类的投资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逆向技术溢出式的对外投资面临更多的限制和困难，主要将影响到我国民营和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第三，需要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更好地实现与国内产业的结合。一方面，在产业向外布局和延伸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与国内的产业升级和产业优化相结合，开始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如何加深产业的内外结合，也就是“走出去”如何反哺国内，在技术、资本、中间产品、管理模式以及人才方面如何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第四，企业“走出去”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为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企业“走出去”为东道国当地解决就业以及增加GDP，但如何更好地促进东道国当地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双循环发展战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卢进勇：在推动我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方面，从做好国内大循环角度看，第一，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要重视科技的进步和创新，重视研发。第三，要推动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包括制度、政策以及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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