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百川：日澳印建供应链联盟 全球打响供应链争夺战？

（来源：《欧洲时报》2020-09-04）

印媒近日透露，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开始就启动一项三边“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进行商讨，以在后疫情时代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日媒称，上述三国已于近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经济部长会议，就年内汇总强化印度太平洋地区供应链的合作措施达成了一致。依据日印澳三个国家的各自优势，组建供应链联盟的可行性有多大？供应链联盟组成后，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本期欧时经济茶座将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本期做客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何伟文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

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凌胜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日本“建群”抗衡中国供应链地位

日本共同社称，日印澳三国1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经济部长会议，就年内汇总强化印度太平洋地区供应链的合作措施达成了一致。

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鉴于新冠疫情蔓延带来的经济危机等，有必要强化供应链，还表示将把产业界和专家意见反映到合作措施中去。

据悉，该合作措施“力争提高产业竞争力并实现良性循坏”。具体包括致力于使用数字技术让贸易手续变得顺畅，通过改善商务环境促进投资，支援面向生产基地多元化的设备投资等。

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相梶山弘志以新冠疫情蔓延导致汽车零部件、医疗相关商品供应陷入停滞等为背景，称印度太平洋地区供应链的脆弱性“已经浮现出来”，指出从分散风险的观点出发，有必要让生产基地多元化。

印度《经济时报》此前称，这项供应链弹性倡议最初由日本提出，该国希望在今年11月前推出这项计划。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看来，日本主导此次的联盟和日本经济衰退，战略调整有着一定的关系。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4月至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同比下滑27.8%，这是日本连续三个季度呈负增长，较上一季度下滑7.8%，创下日本二战以后的最大降幅。

印度经济也不容乐观。印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相比于前一个季度（1至3月）3.1%的增幅，4至6月这个季度的GDP跌幅达23.9%，创下该国自1996年开始公布季度经济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相互之间的依赖受到严重冲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指出，中国是日印澳三国的主要或最大贸易伙伴，疫情期间它们感受到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过高，存在不稳定性。特别是在疫情初期，中国很多的企业停工停产，出口受阻。为了建立更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日印澳三国希望通过调整供应链的结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另一方面，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凌胜利认为，基于“印太战略”，日印澳或希望通过组建供应链联盟，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何伟文则强调，顾名思义，日本提出的倡议是供应链弹性，不是替代，并没有说要取代目前的国际分工，而是加强它们之间的供应链投资和贸易比重。这是为了适应疫情后世界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及中国遇到的的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作出的一种安排。

此外，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自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后，莫迪政府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限制了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并禁止了包括TikTok在内的热门中国应用。澳大利亚近来在香港、新冠疫情等多个议题上不断对中国指手画脚，而中国也已根据贸易救济调查结果，依法裁定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及反补贴税。

桑百川表示，从政治方面看，近些年来，日印澳与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都称不上和谐，甚至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和摩擦。因而，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三国存在政治取向上的相对一致性。

日澳印存在合作基础 短期内组成联盟尚有难度

接受欧洲时报采访的专家均表示，不容否认，日印澳三国在供应链方面确实各有优势，并具有一定互补性。

凌胜利指出，日本在技术和研发方面具有领先水平，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尤为突出，而澳大利亚在生产原料方面得天独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三国之间有供应链弹性的存在可能性。”

印度《经济时报》称，日本提出的这项供应链合作倡议的实现，可能将以现有的双边供应链网络为基础。例如，印度与日本之间建立了“印度—日本工业竞争力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日本还就此倡议提出了一个双重目标计划，其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使印太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动力”；其二，在伙伴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互补关系。

对于供应链联盟形成的可能性，专家各持不同观点。

“可能性比较大。”陈凤英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产业升级转型，低端制造业发展优势已经不在，更多是向中高层次产业发展，因此出现少部分的产业转移也是正常现象。目前，印度确实有一定的承接能力。

桑百川则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他指出，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贸易、投资、价值链都在快速的全球化。如果是脱离经济全球化的体系，只是在局部的地区或者少数几个国家建立起所谓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并不现实。

桑百川进一步表示，只有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全球市场中，才能够更好的实现规模经济和大规模生产，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不断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相反，如果把市场局限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范围内，不利于规模经济和大规模生产，也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它们建立一个排除中国在外的所谓的供应链弹性体系，本身的经济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指出，日本和澳大利亚本身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国，日澳之间也有自贸协定，关键是印度，但是印度特别封闭，因此，如果日本和澳大利亚要想印度合作，在于印度是否会做大幅度的让步。“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印度能做得到，那它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更有‘甜头’。”

另有专家表示，日印澳确实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但短期之内组成供应链联盟还有一定难度。

凌胜利认为，如何把三者之间的互补优势很好的聚集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取决于诸多外部因素的考虑。

何伟文也表示，这三国之间，至少在中短期内不会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主体。2019年，日本、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出口总额中，美国占19.8%，中国占19.1%，第三、四、五位分别是韩台港，以上五个贸易伙伴合计占日本出口56.4%。澳大利亚和印度只分别占2.0%和1.6%。2019年前9个月澳大利亚出口总额中，中国占38.3%，日本占14.8%，韩国占6.2%，印度排不上名次。它们这个供应链弹性计划都没有包括韩国、台湾和香港。在东亚，这三个伙伴非常重要。“因此，至少中短期内，这个供应链只能提供某种补充只能提供某种补充和回旋，不能取代现有供应链。”

白明亦表示，真正的产业链、供应链应该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合作。要促成合作，关键在于要有产业的细分对接。当初“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是因为中国有相应的技术和平台承接。如果“白手起家”，确实很难。资本的支撑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要素，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日本的资本，但当时日本为什么没有选择印度，这就是对接能力的问题。

此外，消息人士称，当这一想法在日印澳三国之间达成统一后，他们将向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十个成员国开放该倡议。

桑百川表示，日印澳三国不仅希望建立供应链弹性体系，同时也希望能够扩大范围，比如加强跟东盟之间的合作。但东盟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日益紧密。所以东盟十国不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单纯地选择和日印澳建立供应链体系，也是不现实的。

何伟文也认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动摇。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逆势而为不可行

近年来，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新任“投资热土”的声音时有出现。印度总理莫迪在近期的演讲中也提及，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将印度视为一个潜在的全球“供应链中心”。

同时，印度通讯技术部长于7月24日宣布，iPhone11已经由鸿海（富士康的母公司）在印度清奈（Chennai）的工厂开始投入生产。在此之前，苹果的印度工厂主要生产2款手机，分别是iPhoneXR和iPhone7，这些产品的利润相对较低，同时代工要求也比较低。

有分析指出，苹果计划扩大在印度的生产将反过来减少对目前大部分iPhone生产地中国的依赖。

中国在全球贸易供应链中的角色将被取代？日印澳组成供应链联盟后，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又将如何应对？专家均表示，如果联盟组成，对中国将会造成较强冲击。

凌胜利表示，如果日印澳组成供应链联盟，对中国的冲击还是有较强的负面性。因为这会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同时，考虑这三个国家和中国的外交关系都不是非常好，所以，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政治安全的影响。

但桑百川认为，对此不必有过多的忧虑。从微观上讲，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要考虑投资收益最大化。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要求企业改变它原有的投资、贸易、市场的结构，实际上缺少有效的微观基础，必然会遇到企业的排斥。中国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包括和日印澳民间的合作、企业的合作、市场的合作，加强和东盟、欧盟等国家区域组织间的经贸合作，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在开放的道路上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中国就不会被它们简单地排斥在全球市场之外。

何伟文亦表示，中国应当认真注意研究这一动向，积极发展同它们之间的供应链合作。供应链最终是通过市场形成，遵循经济规律，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专家们指出，若未来形成日印澳对中国的竞争模式，对全球经济而言定非好事。

桑百川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日本、印度，还是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如果再加上美国，一起形成排斥中国的联盟，那么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国际空间的打压是存在的。同时，也会进一步的挤压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市场空间，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约束性。

但是，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很大，工业体系相对完整。从微观上，无论是有志之士和世界各国的公民，还是从事生产服务活动的具体企业，都不希望用更高的成本、更高的代价去获取更小的收益，因此他们一定会在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脱离民意、脱离经济发展规律、人为遏制经济全球化，把某个国家排斥在全球市场体系之外，这种观念和做法必然会是失败的。

凌胜利也表示，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当前，受疫情影响，各国为促进经济的复工复产，加强生产链、产业链的自主性，这是一个短时现象。但如果这三国的产业链能够形成，应该说对全球化来说是一个大的割裂甚至削弱，对世界而言是不利的。

链接：拉拢日印澳美国欲组建对华“小北约”？

“‘印太地区’缺乏如北约一样的强有力的多边机构……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作出回应不足以成为组建类似机构的驱动力，还需要一个积极的议程。”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8月31日出席美印战略伙伴论坛时说。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在与前美国驻印大使维尔玛的对话中，比根透露出美国意图在“印太”成立一个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而框架基础正是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对话”。

对话一开始，比根就对美印两国关系以及美国和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大加吹捧，声称这四个“稳固的民主国家”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都是“太平洋大国”。

随后，前美国驻印大使维尔玛首先将话题引向中国。他问道：“（美国）有没有进行将‘四方安全对话’正式化的尝试？这一战略是否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崛起？或者不仅于此？”

比根回答道：“‘印太地区’实际上缺乏强有力的多边结构，这是一个现实。他们没有北约或欧盟那样的坚韧，并且缺乏包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会有人邀请他们正式建立这样的机构。”

他直言，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让上述四个国家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共同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以及组建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决定性大多数”，从而吸引本地区甚至全世界更多国家加入。最终，这一集体将以“更加结构性的方式”呈现。

但比根补充称，美国政府将暂时保留在太平洋建议新北约的想法，直到其他国家也如美国一样坚定。“这种正式联盟只有在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坚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比根表示四国将于今年秋天在印度德里会谈，会邀请韩国、越南和新西兰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附原文链接：

http://www.oushinet.com/china/eiec/20200904/362232.html

附相关报道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IQz4fv673KDQ3mfwaLvu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