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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中国外经贸的“大先生们”

发布时间: 2021年09月09日 浏览次数: 编辑: 雪竹

中国外经贸的“大先生们”

——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 

刘海军 张小锋

(来源:《博览群书》  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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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志立德树人;经贸黄埔,育群英大家。诞生于1951年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由当时北京城里“最大的小学,最小的大学”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一代代贸大人的接力奋斗,更不开贸大历史上的那些“大先生们”。

“是故武堉干著《国际贸易概论》,领先一代风气;姚曾荫授经济贸易之学,成就几多栋梁。吴永珣之论国际经济组织,生发几番创见;沈达明著述中国经济法学,平添一抹辉煌。”一曲为贸大人称颂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赋》,勾勒了贸大历史上“大先生们”的学术贡献。

姚曾荫: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奠基人之一

姚曾荫先生于1915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为著名桐城学派创始人之一姚鼐后裔,家学渊源颇深。1933年,姚曾荫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46年,姚曾荫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进修。学成归国后,于1949—195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1954年9月,姚曾荫教授来到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任教。

姚曾荫教授长期从事战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及对外贸易专业的教学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姚曾荫先生老当益壮,七八年间在国内重要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文章近廿篇。受国家教委和人民出版社的共同委托,撰写了大学丛书(国际贸易概论),46.5万字,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赞誉,被认为是我国国际贸易界第一部较系统的巨著,为国际贸易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姚曾荫教授为国内众多报刊等撰稿四十多篇,编著有《世界经济统计简编》《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理论》《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等。此外,姚曾荫教授积极参与中央、地方、研究机构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会议,对世界金融、经贸、中国对外贸易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决策做出贡献。1979年,姚曾萌随中国外贸教育考察团出访英美,进行外贸教育考察,回国后积极撰写文章,为我国外贸教育的发展建言建策。1984年被评为国际贸易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国际贸易专业博士。

20世纪50年代,姚曾荫主持编著了(马恩列斯论国际贸易》,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献礼项目,荣获对外贸易部一等奖。72岁高龄时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7年,姚曾荫先生获得“全国经贸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姚曾荫教授还曾任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在经济学领域建树颇多。作为我国国际贸易学科的奠基人,姚曾荫先生始终激励着后辈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沈达明:国际商法学科领域的“鼻祖”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我校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法两个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导师为姚曾荫教授,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为沈达明教授。两位博导均出生于20世纪初,都曾留学欧美,是我校这两大学科第一代学者中的优秀代表。姚曾荫教授于1988年逝世,沈达明当时成为贸大校史上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中硕果仅存的一位。

沈达明先生1915年生于上海。30年代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获法国国家学位法学博士;建国后,他长期在贸大(前身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他曾任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成员、外经贸部法律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是我国为数不多、我校唯一不退休的教授。沈达明的专业是法律,但他为登上法律专业的讲台,却是从中年等到老年,等得白了头。直到1978年他63岁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国策,他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古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沈达明却没有这种伤感。他把夕阳当作初升的朝阳,以青年之精力,盛年之理性,为法学的土地耕出一片肥沃的绿洲,成为了这个园地里最勤奋的老黄牛。

1987至1997的十年中,他编著了十几部法律专业书,有的填补了学术的空白。他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一书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国际商法》、《国际贸易法新论》也获奖。这些成果为经贸法律专业的教学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资料。另外他还著有:《比较强制执行法》、《比较破产法》、《英美证据法》、《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英美合同法引论》、《英法银行业务法》、《国际资金融通的法律与实务》《国际经济贸易上的银行担保》《瑞典的法律与仲裁》、《美国银行业务法》、《衡平法初论》等。师生们尊称他为“沈先生”;贸大称他为“第一代学者”、“国宝级学者”;法律界称他为国际商法“鼻祖”。他是学者的典型和楷模,贸大的骄傲。

袁贤能:“我好比是一盏小油灯”

袁贤能(1898—1983)浙江天台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别号问不、问朴,曾与马寅初先生并称“南马北袁”。192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赴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研究院攻读研究生,一年后得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于纽约大学,1929年获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1929年任上海复旦大学讲师兼训育主任;1930年任中央大学无锡推广部副教授兼民教系主任;1931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1937年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41年与同仁共同创办天津达仁商学院兼任院长。1946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于1951年辞职南下,先后任教于杭州之江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1954年北上执教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直至退休。著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导言》、《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前的经济思想史》等,有多篇重要论文散见各种杂志。译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人口原理》(合译);并有《中世纪欧洲经济思想》(手稿)。

1954年,北京各部委组建院校,袁贤能所在的系整个并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教学和科研领域,袁贤能曾不止一次把自己比作“一盏小油灯”,把那点光和热传播给学子们。而且,他在达仁学院的纪念册的序言中,把这所学校也比作风雨如磐的中国北方的一盏小油灯。在那惨淡岁月中,是他学生们在学术上和事业上的成就慰藉着他的心。在袁贤能去世前,还留下了丧事从简的遗愿。他生前一再说过,他从不参加别人的葬礼,免得大家悲伤;他也不希望别人为他送行,留下死去的遗憾。这是袁贤能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对自己克勤克俭,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学生无私帮助,对国家坚定维护,这就是袁贤能先生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一名爱国主义者、一名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境界。袁贤能先生的精神鼓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点燃自己,尽自己所能,做一盏照亮社会和国家的“小油灯”。

武堉干:中国贸易史上的传奇学者

武堉干,字佛航,湖南溆浦人,1898年生。1921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兼国际贸易系主任、教务主任,私立中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南岳省立商专教授,吉首国立商学院教授兼工管系主任、教务主任,国立长沙湖南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工管系主任。1949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后历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兼贸易系主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兼贸易系主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先后加入中国经济学社,中国统计学社,上海国际贸易协会及北京市经济学会、国际贸易学会。著有《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关税问题》、《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经济地理》、《中国古代交通贸易问题》等。译有《人口问题》等。

1954年,武堉干先生调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顾问等职。武堉干注重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在生活上又关怀备至。在指导学生时,武堉干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从不武断,也不轻易否定他们的看法,让他们畅所欲言,反复切磋。他常常告诫后学,不可“下笔三行,必有错处”,勉励他们要有“沙里淘金”的耐性,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拓宽视野,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古稀之年,武堉干主要负责带研究生和培养中青年教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既培养他们的独到见解,又指导他们缜密思考。武堉干治学素来以严谨著称,他的著述不经过多次斟酌绝不付印。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武堉干不避酷暑严寒,经常奔走北京各大图书馆,他说:“要想专下去,必从宽处来。”因此,长期以来,他惜时如金,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即使80高龄时,仍然四处查阅资料,他常说:“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在科研的道路上是没有休止符号的。”正因如此,他撰写的论文逻辑性强,见解独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982年1月,年届83岁高龄的武堉干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庄重地举起右拳时,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泪水。1990年2月25日武堉干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他一生在高校从教60余年,教书育人,为祖国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贸易人才;他勤奋钻研,著述丰富,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多次获得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育工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外贸部的表彰奖励,被誉为“国际贸易学权威”、“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著名专家”。

张素我:当代女政治活动家

张素我先生是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周嘉彬将军的夫人。她先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英国西南大学,1937年8月,回国抗战。1940年,同丈夫周嘉彬在重庆结婚。从1951年起,她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后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直至退休。2011年12月2日,张素我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她是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顾问,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五、九届委员,民革中央监委会副主席,民革中常委兼妇委会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协会顾问和中国社会主义女企业家协会顾问。

1953年8月,张素我先生调入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任教,担任英语老师。在当时简陋的环境下,张素我坚持“传道、受业、解惑”,完成着她教书育人的梦想。张素我称“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张素我教学理念先进,这与她去英国留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她当时去英国留学,就立志将英文学好,因此她英式英语娴熟。1956年张素我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她晋升为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张素我教授一直工作到2004年7月才退休,那时她已89岁高龄。一生教书育人,她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张素我先生一生为抗战、为教育事业、为国家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是一位投身妇女儿童事业的抗日女战士、一位“传道受业解惑”的老教授、一位充满爱国情怀的当代女政治活动家。

姚念庆:投身祖国经贸教育事业的先驱

1960年10月,姚念庆接受来自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邀请,成为一名讲师。这一年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突破性发展的一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这所学校被评为当时全国44所重点高校之一,学校本部也由前马厂迁至西郊车道沟新校址。同年,学校开始招收导师制研究生,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层次。姚念庆就是当年外贸系2班的导师兼授课老师。截至1966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共培养了35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不少都选修过姚念庆的课。他们大都成为外贸领域的骨干,许多人先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

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期间,姚念庆先生先后讲授本科高年级的翻译课、国外报刊选读、西方政治经济著作选读、外贸函电、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选读、师资班语音课等课程;同时,他还担负指导青年教师进修和为研究生班讲课的任务。在广州外贸学院任教期间,他曾先后多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校外教学部用英语授课。

姚念庆教授学识渊博,在近三十年的讲坛生活中,教风严谨,言传身教,重视素质培养,深受学生的欢迎与爱戴。他上翻译课文采非凡,英文经典文学信手拈来,翻译出来的作品信达雅兼备。同时姚念庆注重启发学生自己思考,循循善诱。他的授课方式也大胆创新,不少学生回忆起当年的课堂都怀念不已。当时他的学生黄震华(后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回忆起当年的精彩课堂,不停感慨称他是一位大师级的老师。

结束语

他们是对外经贸大学“第一代学者”,他们是各自学术领域的“奠基者”,他们心怀家国、著作等身,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们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先生们”的优秀代表。他们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在纵贯一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大先生们”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在学术研究中,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们不愧是为祖国外贸事业和外贸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大先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先生们”为中国教育事业谱写了光辉篇章,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国教育史的一段生动写照。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理想、兴趣的结合,是他们成长的强大动力;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是他们实现理想和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而贸大博学诚信、求索笃行的学风,则是名师辈出的丰厚土壤。他们的发展道路,不仅展示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术历史,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也给今后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以万千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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