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新闻网讯（通讯员 王奇 钟紫璇）2016年3月29日晚，金融文化节“惠园名师大讲堂”之贺力平专场于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办。本次讲座以通货膨胀为主题，深入剖析经济实际问题。

贺力平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丁志杰、金融学院副院长范言慧、分党委副书记王春蕾、分团委书记陈玉平出席本次活动。

讲座嘉宾

衡量通胀水平，指标为何？

贺力平首先探讨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通货膨胀。他指出，标题CPI、核心CPI、PPI以及GDP deflator（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四个主要的衡量指标。贺力平认为:核心CPI趋势性分析时要优于标题CPI；PPI的国际联系度很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谈论通货膨胀，首先要看PPI指数的变动；GDP deflator 则可以更加全面的反映一个经济体国家的经济走势。他强调说：“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还是GDP，而GDP deflator与CPI的变动基本是同方向、同幅度的。”他进一步分析，2015年，中国的GDP deflator首次出现了负数，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临界于通货紧缩。

主讲人贺力平

中国面临低通胀，原因为何？

中国的通胀水平低的原因是什么？贺力平引导学生们从国内货币及货币政策、低通胀进口两个方面考虑。

Robert Lucas, Jr（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是：一般而言，M2的数量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伴而行。但贺力平质疑道：“在2000年左右，美国M2与GDP deflator的相关性急剧变弱。中国，2000年以后，CPI与GDP deflator二者几乎没有关联，甚至中国尤甚。问题在于什么？”

他认为，人们对于基本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在减退，对于各种资产的名义需求在加速。货币的投资作用被开发被放大，货币当局为了确立货币信誉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管理以及汇率的稳定汇率的升值，共同导致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产生明显的变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人们对于稳定的、低风险的美国国债产生了极其强烈的需求，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降，进而导致了主要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低下。与美国国债相似，黄金价格的变动不一定反映通胀的变动，相对的，它反映了一定的违约风险的变动，黄金从“避胀”的工具演变为“避险”的工具。通过这些例子，贺力平道出结论：资本投资需求的增加使货币与通胀的相关性减弱。

关于输入型通货紧缩，贺力平谈到：“似乎来表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元汇率有反向相关性，似乎供给的变动是价格变动的主因，似乎油价与中国进口息息相关。”贺力平用三个“似乎”，巧妙而鲜明地质疑了这些观点。他表示，在国内因素与“一价定律”的不同效果的作用下，各国内部的PPI与CPI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多样性的关系。通过研究近10年中、美、日三国的CPI与PPI的同比变动，贺力平指出PPI的走势相似程度大，而CPI的相似程度并不是很明显。二者是双向影响，并不存在带动问题。

由于美元汇率、美国内需的变动，国际的通货膨胀产生了明显变动，这对于小型的开放经济体的影响尤其明显，但对于大型的经济体，输入型通货紧缩的原因是次要的。

“负利率”的路，是否可行？

负利率能够逆转通缩的趋势么？贺力平以日本这一典型的负利率经济体为例。在持续16年存款利率接近于0的情况下，日本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都很低迷，说明“负利率政策”推动CPI与GDP的增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许多经济体已经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实际需求的疲软必定会导致这些经济体的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但这在短期内很难逆转颓势。资产部门的膨胀和大量债务累积是货币供给的新用途，这也导致了主要经济体们出现了财政紧缩问题，实体经济复苏因而受到拖累。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主流趋势是低通胀。只要各国继续信用货币与央行制度，通胀就不会消亡。但在一定时期内，通胀会隐藏在资产价格膨胀和资金流动中。

贺力平的专场讲座启发我校学子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在低通胀、低增长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贺力平与讲座参与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