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2016年7月15日）

最近，英国政府发布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试图对这场师出无名的非正义战争盖棺定论。然而，这份迟到的报告无法修复战争对伊拉克和中东政治安全生态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如今，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战火连绵的中东，成为这场战争最好的注脚。当年，英美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草率、鲁莽、不计后果。战争打开“潘多拉魔盒”，战争导致地区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安全困境加剧，代理人战争四处上演。政治乱局引发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像幽灵一样盘踞中东上空，魔爪伸向全球。

战争推翻了萨达姆，西式民主毁了伊拉克

基辛格曾说，“伊拉克从来不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典型的“人造国家”民族构建进程起点低，教派、民族和部落等次国家单位使国家认同弱化。萨达姆统治时期，民族、教派矛盾被威权政治掩盖，这些固有矛盾在美国推动的所谓“民主化”进程中渐次浮出水面。

战后美国推出两项足以改变伊拉克命运的政治安排：一是实行建立在民族、教派基础上的“分权制民主”；二是“去复兴党化”，即以立法形式将前复兴党官员清除出政府，解散前政权军队。这两项政治安排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长期执政的逊尼派被边缘化，什叶派则凭借人数优势登堂入室，登顶伊拉克政坛。

在美国安排下，伊拉克采用按民族和教派人口比例分权的模式组建了政府和议会，总统为库尔德人，总理为什叶派穆斯林，议长为逊尼派穆斯林。这种“马赛克式民主”看似公平，却强化了民族、教派意识，使族群分裂制度化、永久化。什叶派可凭借人口优势赢得每一次选举，而逊尼派则永无出头之日，这样的“民主”无疑是糟糕的。在战后清算中，不仅复兴党高层被逐出政府，连一些低级官员也被扫地出门。什叶派坐稳权位后，开始变本加厉地挤压逊尼派本已狭小的政治空间，甚至逊尼派政治领袖、伊拉克前副总统哈希米也未能幸免，被迫流亡国外。伊拉克军队和警察部队也被“什叶化”，经常卷入教派冲突。战争带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库尔德地区“独立王国”的状况被做实。库尔德人深知独立建国困难重重，于是谋求事实上的独立，甚至不惜违宪，攫取石油等利益。

美国人的“顶层设计”，为伊拉克族际和教派冲突埋下了祸根。伊拉克至今未能摆脱教派对立、社会极端化的死循环，爆炸四起，政府瘫痪、军队涣散，教派武装横行霸道，恐怖组织招摇过市，已成常态。

失衡的中东格局

伊拉克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拉克本国的政治生态，它直接导致了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间的均势被打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朗最强劲的对手不复存在。战后，什叶派在伊拉克执政，伊朗获得对伊拉克内政的空前影响力。

伊朗的崛起主要通过什叶派扩张，以及“伊朗－真主党－哈马斯”三角关系和伊朗与叙利亚联盟实现，这使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坐卧不安。2004年12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这轮‘什叶新月’的崛起，对于整个地区是不稳定因素。”

阿拉伯剧变之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的暗战愈演愈烈，双方在巴林、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激烈争夺。几年下来，伊朗一方显然占了上风，不仅保住了叙利亚这个向阿拉伯世界渗透的桥头堡，“什叶新月”几乎由假想变为现实。伊朗核协议达成后，美伊关系缓和，伊朗崛起更是势不可挡。相反，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感到核心利益被美国出卖，面对伊朗，陷入深重的战略焦虑。因此，今年年初沙特处决什叶派领袖尼米尔，导致两国间矛盾集中爆发，走到了断交的地步。沙特和伊朗的明争暗斗，将是美国“淡出”中东后，该地区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

与武力颠覆政权配套实施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同样改变了中东。布什政府认为中东地区的威权政治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应推动中东民主化，根除恐怖主义。且不说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当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选举，便已阻遏了美国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决心。然而，美国旨在“改造”中东国家的“大中东倡议”，它一方面迫使阿拉伯威权政权放松统治，扩大了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将“自由”、“民主”的“春风”吹向阿拉伯民众，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奥巴马上台后，决定从伊拉克撤军，从中东收缩，美国对该地区国家的控制力和干涉欲双双下降。对埃及等中东地区重要盟友发生的变局，美国采取顺势而为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样，“阿拉伯之春”便应运而生。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趁乱坐大

战后的伊拉克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伊斯兰国”的崛起是美国不负责任的中东政策的直接后果。美国对伊拉克的始乱终弃，直接导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趁乱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