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 经济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兰州财经大学飞天学者，主要研究发展金融与国际金融。兼任中国金融学会、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11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也是在这个报告厅，我作题为《新格局、新视角——中国对外金融政策与关系》的演讲，内容就包括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非常快。现在回头看，很多发展变化是当年没想到的，甚至是不敢想的。不仅是我没有想到，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2015年岁末，人民币国际化喜讯连连。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12月中旬，非洲的津巴布韦表示，在2016年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人民币在其境内作为流通货币的使用。还有，中国财政部宣布亚投行2016年1月16日正式开张。这一系列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事件，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中国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经济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不断提升。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38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GDP进入10万亿美元的国家。理解这个数字代表的经济成就，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看。

纵向看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1990年中国GDP是多少呢？4045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位，排在巴西之后。2014年中国GDP是1990年的25.66倍，相当于平均每年给世界经济增加一个1990年的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湖南省，它不是经济大省，更不是经济强省。2014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湖南省GDP排名第十，规模是多少呢？4414亿美元，比1990年的中国还多了将近300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自豪。同样2014年，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GDP超过1.1万亿美元，和2000年中国GDP规模相当。这就是变化，这就是成就。

横向看是中国经济快速赶超。2006年中国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终于实现了新中国缔造者“超英赶美”梦想的一半。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在不断地超越，而且这个超越是加速的。2006年中国超过英国，到了2010年中国就是英国GDP的两倍多，用4年时间让世界经济版图上“多”了一个大英帝国。2011年中国GDP是德国的两倍多，也是用4年时间对世界第四实现翻番。2014年中国GDP是日本的两倍，用5年时间对世界第三翻番。再看占世界GDP份额，1990年中国的份额是1.78%，过去我们常自豪地说中国用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是中国人仅仅是活着。到了2014年，中国的份额升至13.4%。与1990年相比，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除了中国外，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份额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就是变化，格局性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崛起还在路上，发展和赶超还是进行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速度转向中高速。怎么理解中高速？和过去10%的年增速相比，现在是中速，但横向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是高速。新常态的另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要迈向中高端。因此，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的发展和赶超将更为稳健和坚实。

2014年有一则很有争议的新闻事件，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根据购买力平价来计算GDP，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是3.517。据此计算的中国2014年GDP是18.09万亿美元，而美国是17.35万亿美元。世界都在议论中国超过美国，很多官方人士也感觉有忽悠的成分。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反映的是潜在国力，同样的产出放到发达的美国就是18万亿而不是10万亿。如果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赶上美国，那潜在的国力就会变成现实国力。从发展角度看，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具备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潜力。回头看过去，过去30多年里，中国通过正确的发展道路、战略和制度选择，实现了把很大一部分潜在GDP不断地变成现实GDP。

“十三五”是激动人心的决战阶段。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就看中国能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人均GDP约45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跨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脱离了世界的最底层。“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下热点话题，即一个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停滞，不能够跨进高收入国家的现象。中等收入的标准是人均GDP在4000到12000美元之间，其中4000到8000美元为中等收入，8000到12000美元是中高收入。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7600美元。尽管2015年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但是人均GDP仍会超过8000美元。这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已经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十三五”期间，如果经济增速达到6.5%多一点，且汇率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到2020年或者2021年，人均GDP将达到1.2万美元，即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大国崛起。

崛起之路充满着挑战

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就是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这是共识，所以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不动摇。改革开放就是摒弃闭关自守，走向开门搞建设，实行以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优势。一方面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通过干中学不断提高生产力，从贸易小国发展成为贸易大国。

贸易在中国经济崛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1990年货物出口额是411亿美元，货物进出口总额是752亿美元。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201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2014年货物出口额达到2.24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54倍，占世界的份额达到11.12%。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规模上，还体现在中国与世界经贸往来的扩大，让世界切切实实感受到中国的存在。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让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在贸易联系的基础上，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因素。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国际资本流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甚至超过了贸易。对外资产总额/进出口总额这一指标反映了这一趋势。考察世界整体，该指标从2004年的2.40升至2013年的2.97；其中发达国家从2004年的3.12升至2014年的4.14，发展中国家从2004年的0.36升至2013年的0.91。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

传统对外开放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趋势新变化，突出问题是对外开放效益低下。中国从2004年开始公布国际投资头寸表，即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经常账户状况是影响对外债权债务变化的主要因素。由于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债权国，2004年对外净资产2764亿美元。从对外净资产变化来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8年，债权快速积累。对外净资产增至14936亿美元，增加了12172亿美元，基本和同期经常账户顺差11380亿美元相当。

2009年情况突然逆转，对外债权积累出现停滞。2015年6月末对外净资产是1.46万亿美元，比2008年末还少了300亿。是不是中国没有经常账户顺差和贸易顺差了呢？不是！实际上每年经常账户依然是顺差，且持续在高位上。2009—2015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累计1.35万亿美元。按理来说对外净债权应等额增加，但实际上没有增加，反而还略有减少。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际金融渠道出现了巨额损失，吞噬掉了经常账户顺差。顺差“不翼而飞”很令人痛心。中国一直是净债权国，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储蓄给外国使用，叫国际储蓄。2009年—2015年上半年，累计输出储蓄11.17万亿美元。如果你作为一个储蓄者，期望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呢？我想一般人是不满足于3%这样的收益率的。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储蓄者，这个期间国际投资收益出现了1.27万亿美元亏损。中国拿出11.17万亿美元储蓄供外人使用，不仅没有收到利息，反而还付出1.27万亿美元的保管费。贸易顺差相当于毛收入，就是中国多卖了1.35万亿美元商品，然而另一边的国际金融渠道赔了差不多同样多的美元，这可是净利润的概念，所以中国这几年非常不划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对外资产的收益率远远低于对外负债的成本。尽管中国对外资产很大，拥有净资产，但是最终是亏损的，而且连年亏损。这是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没被充分认识到。

为什么对外开放效益越来越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是重要原因之一，即存在着“原罪”。中国在进行对外经济交往时，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要使用别人的货币，同时还要准备大量的国际流动性资产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巨额外汇储备过去被认为是综合国力提高的象征。然而，2014年李克强总理两次说，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为什么是负担？如前面讲的，巨额外汇储备背后是巨额的来自金融渠道的损失。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摆脱原罪，人民币就必须要成为国际货币。

做自己的国际银行家

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在2008年以后。之前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处在自发萌芽状态，主要是人民币现钞跨境流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让世界变得漆黑一片。过去全世界到处都是美元，然而一夜之间都不见了，流动性枯竭，贸易的融资也中断了。中国因为持有大量的美元，开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流动性支持。2008年12月，中韩两国央行草签了一份金额达1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双边本币互换就是签署双方如果有一方在需要的情况下提出请求，它可以拿自己的货币或者资产换取对方的资产。之前，香港人认为港币比人民币好，韩国人也认为韩元比人民币强。危机来了，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机会。双边本币互换的双方都可以主动提出动用，但实际上主要是中国为对方提供流动性支持，这体现了一种大国的责任。通过双边本币互换，人民币已经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国际流动性支持。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官方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放在2009年7月。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中国开始在上海等地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对外贸易中鼓励使用人民币，后来推广到全国和全球。随后人民币跨境使用从贸易拓展到投资，再到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的资产，包括外国央行持有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由于还存在资本管制，金融市场还不很成熟，中国支持包括香港在内的境外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创造性地利用离岸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官方从来不提人民币国际化，一直用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个词。直到201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首份《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首次正式公开使用人民币国际化一词。这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

过去6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对外贸易已有超过五分之一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与33个境外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3.3万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发行的国际债券超过5000亿美元。外国人持有人民币的资产，在境内已有4.4万亿元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上还有近2万亿元。人民币也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2015年10月有38个国家报告其国际储备中包括人民币。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也在迅速发展，在香港、伦敦都有活跃的交易。

大家看到这些数字，有的很大，但也许难有直观的感受。要知道，在2008年以前，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近乎为零的，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相当快速的。总的来看，人民币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加入SDR进行评估时，已经认定人民币是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这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认可。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多大？大到什么程度？2016年10月份生效的SDR货币篮子，将由包括人民币在内的5种货币组成。过去是4种，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发达国家货币。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是首次发展中国家货币以新加入的身份进入。人民币在其中的权重是10.92%，居第三位，超过了日元和英镑。SDR货币篮子的权重根据贸易和综合金融两个方面确定，各占50%，贸易指标选择的是五大经济体的出口，综合金融指标包括外汇储备、国际银行负债和国际债券余额、外汇交易量，各占三分之一。人民币10.92%的权重中，来自贸易的贡献超过10个百分点，来自综合金融指标的贡献不到1个百分点。放在五大货币中看，人民币在代表性的三大国际金融交易中的比重不到五十分之一。人民币国际化，自己跟自己纵向比，过去6年多有很大进展；如果与其他货币横向比，差距还很大。这也表明，未来人民币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化有很大的空间。

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2013年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位居第七，占比是0.7%；2014年还在第七位，但占比已升至1.1%。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与处于第六位的加元、第五位的澳元相差很小，与第四位的日元、第三位的英镑差距也不是很大，英镑的占比刚超过4%。现在境外央行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是需要审批的，不仅进入需要审批，能投资多少都需要审批。很多境外央行都表示有强烈需求，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远未得到满足，还有很大空间。如果放开的话，人民币占比会迅速上升，两三年时间有可能超过4%，那样人民币就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

展望一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先看五年。从可自由使用货币的三项金融指标看，五年后人民币所占的比重将全面超过日元和英镑，即五年后SDR货币篮子评估时，人民币权重中来自综合金融指标的贡献会超过日元和英镑。因此，“十三五”期间人民币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几乎已成定局，但是人民币还不是和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三大货币，仅仅是排在第三而已，实际上还在第二梯队，第一梯队还是美元和欧元。

再看远些会怎么样？估计到2030年，国际货币会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稳定的货币三角。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判断，但是如果放到15年前会有人相信吗？几乎没有人。2001年，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前总理施密特先生，就大胆预言30年以后世界只会剩下三种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他不是说其他货币都消失，而是其他货币会成为这些货币的附属，形成和这三种货币挂钩的货币区。十多年前，几乎没人相信施密特先生的预言。今天来看，这个预言成真的可能性超过50%。

有了自己的国际货币，就可以做自己的国际银行家。中国过去一直是输出储蓄，仅仅是储蓄而不是资本，华尔街把中国的储蓄变成资本对外输出，包括回输到中国。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中国就不仅仅输出储蓄，还可以直接输出资本，直至输出国际货币。中国不必非得依赖美元作为中介，不必需要华尔街作为我们的国际银行家，金融街就是中国的国际银行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也要做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提出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载体。

中国制造、中国因素、中国元素，大体可以概括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制造阶段，中国靠贸易让世界所认知，更多是适应、接受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处于被动角色。21世纪初进入中国因素阶段。不仅仅在贸易，中国在其他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正在转向中国元素阶段。中国元素是什么？世界的进步是在不同文明碰撞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在未来全球治理中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不断融入，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元素。中国元素应该包括中国经验、中国力量和中国文化三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前两个方面。

地平线不是平的，世界也是不公平的。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1989年美国成为债务国，到2013年共使用41万亿美元其他国家储蓄。借用这么多钱，应该付多少利息呢？数据显示，美国不仅没有付息，还获得巨额的国际投资收益，高达5万亿美元。1989年以来美国非利息经常账户逆差累计10.7万亿美元，即使美国欠债不用付息，那美国对外债务也会增加10万亿美元以上，但实际上只增加了5万亿美元左右。美国人在不断借钱，不仅没有付利息，本金也只需还一半。这些利益是来自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铸币税，美国借此从全球攫取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断被剪羊毛。美国人免费使用的储蓄以及获得的巨额铸币税不是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因为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大多也是国际货币。谁需要美国提供国际货币呢？是那些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通过对这些国家输出国际货币征收铸币税。这也是二战后世界发展问题令人失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能否改变？应该能。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不会主动去改变，发展中国家尽管还不能主导全球治理，但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区域化、集团化是关键。发展中国家走南南合作的道路，大力发展相互间的经贸投资，绕开美元和华尔街，就可能不需要缴这个铸币税。

以金砖国家为例。2005—2013年，金砖五国作为整体对外输出5万多亿美元储蓄，国际投资收益是负的2万多亿。假设金砖国家通过货币金融投资合作实现投资收益由负转为0，在这个时期还输出这么多储蓄，那么也能给金砖国家带来2万多亿的净利益。这就是区域化、集团化带来的收益，对参与的各国都有好处。

怎样才能做到？一个重要基础是在集团内部的发展中国家里面要有自己的国际货币。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工具。

沉寂多年的南南合作近年来重新焕发了活力。区域化、集团化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最为引人注目。在南南合作中，中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提供资金、技术，世界发展会出现全新的局面。

当然，过程是艰辛的，不可能一帆风顺。2015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这个方案是2009年美国主动提出来的，因为美国政府希望发展中国家都参加到危机的救助中去，但是美国国会一直迟迟不表决，而且一拖就是五年。所幸终于有了结果，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已居第三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国家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要坚信，尽管世界秩序根本性改革很难，但是变革每天都在发生。

经济学研究需要植根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经济学也不例外。作为对实践的总结、概括和抽象，经济学理论都有其时代特征和特定的国情背景。我们既要承认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也不能忽视其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学不是没有国界的。只有植根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才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否则，就可能错误地应用理论，或者应用错误的理论。

丰富的经济实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素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基本循着理论上的一般路径，先贸易后投资再交易再到储备，把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大。然而，由于人民币利率高，跨境使用成了套利的渠道，在贸易融资中人民币仅次于美元。而且，这种人民币跨境使用实际上国内外的资产置换，不划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国际储蓄大国，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提高中国国际储蓄的收益，使得我们能够直接用人民币在全球主动配置资产。因此，利率高而且国际储蓄大国的货币国际化，应该采取有别于一般的模式和路径，而不是按图索骥。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的目标，1993年就前瞻性提出来，也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还继续提。为什么一直没能实现呢？因为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放开了就万事大吉。

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在国际间流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福利，不仅仅给资本输出国发达国家带来利益，也会给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在主流理论影响下，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了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理念。主流理论假设世界是同质的，如果世界是不同质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完全相反。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幸免于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份额下降，就是因为资本账户过度或不当开放带来的危机。2009年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下降，也跟对资本流入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管理有关。

主流理论还把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画等号，从而让国际资本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当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时，就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正因为如此，过去发达国家量化宽松造成大量热钱流入发展中国家，现在美联储加息，这些热钱往外走，一些国家试图管理时却发现几乎无能为力。实际上，可兑换是指允许本国货币持有者自由兑换，而本国货币持有者最初是本国人，因此可兑换的经济主体首先是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一个国家没有责任和义务允许外国投资者、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管理和把握开放进程的，以使得资本流动符合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对此，我们被主流理论“洗脑”，中国经济学研究也没能起到纠偏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不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要消化吸收、洋为中用，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根植于实际的理论研究。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转移。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性机遇，学者有责任和使命去发展、引领经济理论。

附：原文报道链接地址：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01/21/nw.D110000gmrb_20160121_1-11.htm

http://news.gmw.cn/2016-01/21/content_185916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