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动荡不止，西方负有原罪

丁 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2015-10-13日第18版）

距离阿拉伯世界的那场整体动荡已有4年多时间。当初，西方视这一地区的变局为吹响“第四波”民主化号角，鼓动“颜色革命”，然而中东乱局几年来经历清秋，步入寒冬。政治剧变没有推翻民主化问题上的“阿拉伯例外论”，西式民主成了水中花。有关国家政治转型一波三折，多个国家还陷入内战深渊，走向民族解构。叙利亚一半人口流离失所，难民潮对周边及欧洲国家形成严重冲击。各动乱地区成为域内外大国相互角力、打“代理人战争”的战场。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趁乱崛起，威胁国际安全。

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种种乱象是政治剧变的衍生品，其乱象背后隐藏着近百年来中东政治发展的逻辑。

“阿拉伯病”的根子是“不发展”

如果把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种种问题统称为“阿拉伯病”，那么病因是发展迟滞、民生艰难，而非“不民主”、“不自由”，西方开出的“民主化”药方显然不对症。曾几何时，阿拉伯帝国是世界文明的灯塔。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却大都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以来，阿拉伯世界便被两个难题困扰：一是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性，实现现代化？二是如何对待本土文化和传统？

与之相应，阿拉伯世界也出现了不同的救亡之策。其中一种主张学习西方的世俗民族主义，终因不能解决发展问题逐步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从经济上看，以埃及为代表的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独立后开始投入国家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国有经济和民族工业。然而，中东战争消耗了这些国家的大量资源，人口膨胀和城市化进程加速，食品进口费用急剧攀升，使多数阿拉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无力继续补贴生活必需品，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埃及等多个阿拉伯国家被迫向国际金融机构求援，并按照其要求，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改革虽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显著提速，但增长多来自非实体经济，难以创造就业机会。无序的私有化还催生“裙带资本主义”，一批政商通吃的寡头垄断经济命脉，百姓却无缘分享发展成果。这种非包容性增长不仅没有改善民生，还摧垮了城市中产阶级，最终导致绝望的城市青年“揭竿而起”。

从政治制度看，“革命军官”上台后，继承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制度和手法。在内忧外患之下，选择威权主义稳固政权，强化军警、情报等强力部门，百姓的尊严和权利被随意践踏。美国学者罗杰·欧文将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称为“总统制安全国家”，总统终身制不说，还企图搞家族世袭。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的失败，为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提供了运作空间。然而，其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不能提供现代化的可行方案，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成为“合格的反对派，不及格的执政者”。更严重的是，世俗政权对政治伊斯兰的打压，使后者走向激进，“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和恐怖组织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