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

熊光清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10月下)

近年来，海外“中共学”发展十分迅速，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已经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研究学者，并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海外中共学的发展有助于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提升国际形象。

海外“中共学”研究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越来越多，国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更加重视，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要真正对中国问题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这样，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断深化，由此导致海外“中共学”获得了迅速发展。

一、西方学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

海外“中共学”形成以来，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当然，起初“中共学”是包含在“中国学”之中。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学”专家，“头号中国通”，以研究中国、中共著称。费正清等人从事中共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了许多论文，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援蒋反共”的政策。麦卡锡主义败退之后，费正清等人继续给美国政府和高层官员上书，建议美国政府逐步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乃至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研究对美国正确认识新中国和中共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费正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为代表的中共研究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系统的研究。1950年， 史华慈就在其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中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并研究了“毛主义”的基本特征。费正清在《中国新史》 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包括行动风格和思想风格两个方面”。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戴维•阿普特（David Ernest Apter）等对“毛主义”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有着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等著作。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则侧重于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毛泽东中国的革命话语》（1994）等重要专著。

西方学者认为，中共从总体上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党，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季塔连柯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而此后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形成的。当然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藤野彰认为，中共十六大党章和十五大党章相比，在表述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主张被删除，这意味着中共放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维。

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中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及其创新。新西兰学者安琳-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认为，中共通过娴熟地利用传播工具和宣传技巧成功地加强了自身合法性，增强了执政能力。她认为，中共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的弱化与衰退，在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中共宣传工作依然是体制的生命线；其宣传方法与思想工作吸收了许多新方法和新手段，并善于运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从而缔造了强大而具有现代性的宣传系统，为中共合法性提供了稳定因素。福克•哈迪（Falk Hartig）认为，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令人惊讶的适应能力，党的领导能以务实精神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塑造，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二、许多西方学者用“权威主义”理论解释中共领导体制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及改革、中国经济变化对中共的影响、中共社会治理能力等问题。

英国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用“协商的列宁主义”概念描述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认为中共在面对巨大的社会政治挑战中，通过结合“现实”的要素，使其本质上的列宁主义政治机制更加富有弹性。他认为，“现实”的列宁主义有五个特征: 迫切地着眼于维持权力；为了适应公众民主化要求而持续先行地改革；为加强党引导、回应和直接转变公众意见的能力而持续努力；在经济和金融管理上的实用主义；发扬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

美国学者邹谠(Tang Tsou) 用“全能主义”来概括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

后来，许多学者用“权威主义”理论解释中共领导体制。凯尼思·莱布丝尔(Kenneth Lieberhal)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提出了“分化的权威主义”观点；爱德温·A.温克勒(Edwin A. 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美国学者郭苏建提出，后毛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后来，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以及政府机构改革，逐步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型。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

郑永年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进行了阐释，他“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试图回答中共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组织化的皇权，代表了中国传统皇权政治文化在现代的重生。他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与传统皇权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其享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持续主导。郑永年对中共领导体制的变化一直非常关注，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

三、国外多数学者对中共执政能力与执政前景表示乐观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共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处于收缩与调适的双重过程之中。对于中共来说，通过改革对执政政策进行收缩与调适，既是消极被动的，又是积极主动的。正是通过这种改革，保证了中共能够继续执政，甚至加强了其执政地位。他认为，中共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地位。

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时表现出惊人的管控能力，从而能够巧妙化解各种社会问题，并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

美国学者阿列克谢•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共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瑞典学者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中共正在使用市场力量重新塑造自己，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

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作出了各种预测，有人对中共长期执政表示乐观，也有人表示不容乐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混合体制，它将东亚新权威主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拉美社会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从而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中共如果通过改革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那么其执政地位仍然是非常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