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复活的现实可能逻辑

戴长征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第16期）

由于军国主义及其不同变种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全人类，特别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理所当然要受到最广大国际社会和最广大人民的警惕。但是，与近年来日本右翼猖狂地在复活军国主义道路上的趾高气扬相比，国际社会及其广大人民在揭露其企图、深挖其根源、打击其气焰、挫折其势头方面则显得力道不足。尤其在深受现实利益考虑和周边国际环境影响情形下，一些亚洲国家在军国主义复活问题上，或“新军国主义”问题上，表现得立场上漂移松懈，态度上暧昧不明。这种“立场上的松懈”和“态度上的暧昧”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军国主义的基本内核和内在实质，就是粗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原则

本质意义上说，无论军国主义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根源都在于其荒谬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国家观。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国家观，无论其形态是什么样子，无论其将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其基本的内核和内在的实质，就是粗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的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原则。

因此，在军国主义那里，历史只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胜利和光荣的历史，另一种是失败和屈辱的历史。历史既没有本身的独立价值，也没有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历史的进程就是历史原则的展现，历史的原则就是胜利者的原则。同样，对于社会来说，只有强人和强人们所组成的群体才具备成长和壮大，并与同类竞争的资格，因而，不平等和压迫与被压迫永远是社会的常态，强者凌驾于弱者之上是自然进化的规律。也因此，对于国家来说，也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强大而成功的国家，一种是弱小而失败的国家。强大成功国家对弱小失败国家的征服和宰制，弱小失败国家对前一类国家的臣服和顺从，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认识论之上的军国主义，在理论和现实的表现形式上则远不如上文经过理论的“纯化”后指出的这样清晰可辨。也正是由于“生存的需要”，军国主义总是会披上迷人的外衣，裹上华丽的遮羞布，打出各种幌子，摆出各种样子，以欺骗人们，兜售其奸。在这点上，“新军国主义”比老军国主义有着更“精彩”的表现。

在“老军国主义”那里，对本种族高贵神圣血统的赞美，对本民族光荣历史的无上向往，对神造国家神性的崇敬，以及对国家武力的歌颂，与对其他民族、国家与人民的贬低、蔑视和轻贱，共同构筑了对内欺骗、对外征服的逻辑基石。但是，这样的战争和征服逻辑，由于给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而彻底破产了。老军国主义的失败和破产命运带来的一大结果，就是人们认清了它的狰狞面目，从而百倍地提高了对它的警惕。

但军国主义并没有伴随着“旧军国主义”的失败和破产而销声匿迹。由于形势的需要，它只是改变了表达的形式和活动的方式，这在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理论，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遭到过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不存在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也失败了，但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形态，一种社会观和国家观，其社会基础相当程度上被保留了，其社会结构因素也相当程度上遗存下来，并在新时代形势下可能被最大程度地复制。

如果军国主义的复活是有可能的，那么，首先复活的是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国家观

如果说军国主义（譬如在日本）的复活是有可能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现出来，还极有可能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复活——如果不被加以制止的话，那么，这种军国主义的复活，或者叫“新军国主义”的产生，就可能沿着这样的逻辑展开，即首先复活的是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国家观——历史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其次复活的将是军国主义的国家取向和国家政策，最后复活的将是一系列军国主义的政治实践。当然，这里所说的军国主义复活的逻辑顺序，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现实的可能逻辑是，这三个层次的复活有可能以叠加的形式加速度地进行。

就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国家观而言，虽然日本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国家，拥有着和平宪法、政党政治、公开选举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安排，但日本政治在精神实质上却是带有极大的“本质主义”色彩的实用型政治。这种政治形态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并相当轻松地模仿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的操作规程，但在实质上，集团的、阶级阶层的、门阀的、派系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纠结起来的力量之间的争夺才是日本政治的实质。在世界各种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日本民主是最缺乏现代性内容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和“强加的”民主。“日本民主”这种“本质主义”的实用性政治，在实际中轻而易举地会演变成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这在围绕对亚洲各国的侵略问题上、在教科书问题上、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在战俘问题上、在慰安妇问题上、在强征劳工问题上、在虐待战俘问题上等，都有着鲜明的表现，表现的特点就是日本政府的“反复无常”和“言而无信”。这在全球范围的政治中，特别是民主政治中是罕见的，也是让人极其诧异的。

事实证明，只要这样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国家观在日本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日本就不能摆脱“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魔咒，日本民族的现代性就不能完成，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对此，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力。

这是因为，像日本这样具有强大成功国家历史、并且有着辉煌的“对外征战历史”的国家，在其历史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社会土壤没有被彻底清除的情形下，在明显缺乏国家现代性的制约前提下，在现实政治氛围和国际环境的刺激下，在政客们的蓄意煽动下，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情结和情绪就很容易被唤醒和激发。这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在近年来日本右翼的不断蠢动中，人们也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

军国主义的国家取向和国家政策，与军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是“心照不宣”和“声息相通”的

军国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本国人民的不断欺骗和对世界秩序与和平的不断挑战和破坏。这是因为，在军国主义者看来，只有将国家叙述成永远存在并值得所有人牺牲维护的神话，才能绑架人们对它的忠诚；也只有成为建基于军力自主和强盛基础上的所谓“正常”国家，才是国家走出困境的生存之道。在这里，不难发现，少数政客实质上的军国主义强大国家诉求，与战后长期潜存于日本社会之中的重回“正常”国家的民族情绪最终结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如果日本真的有朝一日重回军国主义老路，则走上这样的国家道路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因而，在冷酷的事实面前，那种要将“少数政客”和“广大人民”进行截然区分的理论冲动，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军国主义者自会采取与国内有所不同的手法和策略，其特点是表现得更加策略和隐蔽，也更加“深思熟虑”，从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除了巧妙地与在国力相对衰落但基于全球和地缘政治考虑而欲重返亚洲的美国委蛇周旋外，日本还加快了“入常”步伐，挑拨和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强化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挑起钓鱼岛争端，利用南海争端。在军事上则强化同盟关系，加强自卫队武力，赋予其更大的国际活动自由。在这其中，应该看到的是，日本一系列动作所凭借的正是包括其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而且更加危险的是，日本正尝试着推动其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危险的国家取向和国家政策导向，则在实际上就差冠之于一个“军国主义”的名称了。

最后，应该充分认识的是，军国主义的国家取向和国家政策，与具体的军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鸿沟。相反，军国主义的国家取向和国家政策与军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是“心照不宣”和“声息相通”的。从来就不存在要等到一个国家宣布自己已经确立了军国主义的国家取向和国家政策，才会出现军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形下，正是由于人们发现了具体的军国主义社会政治实践，才据此判断这个国家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事实上，在国际形势演变的大气候下，以及国内政治格局变化的联动作用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益加重，日本内外政策的“诡异”程度在不断加剧，日本右翼团体的蠢动与普通民众“左右不是”的焦灼心理相结合，已经形成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政治生态。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附：原文报道链接：

http://theory.rmlt.com.cn/2015/0831/401128_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