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设限民主选举不符多数利益

陈昊

（来源：《经济日报》 日期：2014-09-11）

近期，香港泛民主派打着“争取民主、保障无条件普选权利”的旗号，进行一系列意图制造香港混乱的行动，典型的表现是“占领中环行动”。

选举不能损国家安全

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民主选举是否能够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哪些所谓“追求民主人士”提出“符合国际普遍标准的普选”，甚么是符合国际普遍标准？根本的原则性标准是民主选举不能损害国家根本利益，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不能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提名甚至选举这样的人当选地方行政长官，不仅造成国家利益受到侵害，而且也会最终带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

现在存在这样一种思潮，凡是谈到“民主”、“投票”就是好的，而且愈“民主”愈好，认为民主选举必然带来自由，而愈民主的选举就愈能够保障更多人的福利。但是许多时候这种所谓“民主”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有必要从理论上彻底打破对所谓“完全民主选举”的迷信。西方经济学家论证的“投票”无效性的理论——“投票悖论”指出了无前提的民主选举所必然遭遇的困难和福利损失。

投票悖论简单来说，指的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指的是结果的非传递性。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投票原则下，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结果。

民主投票往往不可信

理性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满足传递性的特征，即如果对某人而言，偏好A甚于偏好B，偏好B甚于偏好C，那么一定会得到他偏好A甚于偏好C。换言之A给这个人带来的效用要大于C带来的效用。但是偏好的传递性在“多人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民主”制度下往往无法实现，因为多人偏好的结构是难以预知的。例如100人针对方案A和方案B投票，A胜出可以表明A对这100人中大多数人的福利增进更有益处，同样针对方案B和方案C投票，B胜出可以得出类似结论。但在没有进行A和C投票之前，无法根据传递性得到A肯定好于C的结论，因为很可能在这些选民中，一些人之所以在A和B之间没有选择B，是因为相比于B来说更喜欢A，但有可能很多人最喜欢的是C。对B和C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在面对只有有限套方案备选时，如果不能清晰地了解不同福利需求选民的结构，投票结果往往不再可信，所谓的民主并不一定能够为大多数选民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进一步深入研究投票悖论的问题，提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他利用严格的经济学和数学理论演绎，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agenda）的多数规则投票方案。

普选前提：特首爱国爱港

这也是为甚么我们需要对香港普选设立前提条件的理由，因为要想民主投票制度确实为绝大多数民众带来福利增进，就需要在一个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结合的“民主机制”基础上，增加这种投票机制所依赖的“程序”，这在香港普选问题上表现为需要为普选设立前提：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可见这不仅是民主选举不应违反国家利益的要求，也是保证最终选出符合绝大多数香港人利益的行政长官的要求。

香港某些所谓“民主人士”鼓吹“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殊不知如果真的选出那些意图分裂国家的行政长官，不仅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对香港本地也是百害而无一利。

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民主进步显著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在观察长期实施的民主投票机制后，尚且出现了“阿罗不可能定理”来提示选民投票是存在“悖论”的，我想我们更应该有理由和信念去稳妥地推进民主进程，更应该有底气去坚持中央对香港的普选方针政策。不存在前提的民主选举，在理论上将得到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结果，在现实中可能给国家带来不安定因素，这就是民主选举必须存在前提的原因。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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