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得是一个科学家，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然后是教育家，懂得教育规律，当然还必须是政治家，要保证国家意志在高等学校的有效实施，要确保大学的稳定发展，要坚持大学正确的办学方向。最重要的还得是个社会活动家，做个手捧金饭碗要饭的人。”
——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
施建军：校长就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引领大学的发展
（来源：《中华英才》 2014年第2期 文/记者王爽 姜丹 摄影 张玉君）
“在这个拼爹的时代，如果我们没有爹好拼的话，我们就拼贸大吧。”2013年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施建军的这句“豪言”，看似在给史上最难就业年的毕业生打气，但随后公布的近99%的就业率，让“拼贸大” 一说成为名副其实的“箴言”。
“最好的教育就是能找到工作的教育”、“商学院中能赚钱的就是好学生”、“一个校长搞不到发展资源,就是对大学最大的失职”……曾经并不高调的贸大，因施建军的敢言屡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在他看来，校长形象代表大学形象，校长要发声,酒香也怕巷子深。人们不会忘记，2011年，贸大60周年校庆，施建军一身唐装站在校园礼堂，一首《中国人》唱得人群激昂，尽管他自称是“忽忽悠悠唱完的”，却让学校近3000名外国师生体会到了自上而下的开放。
采访原本安排在周六下午两点，但施建军从商谈贸大合作事宜的现场返回时，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他非常坦诚的解释并表达歉意，那份和蔼和谦逊，让记者倍感温暖。想起当年，他就任贸大校长发表演讲时，也曾用“恳请广大师生能够接纳我”来表达他骨子里的那份亲和、平等。
本想周末采访他会非常放松，却未料他的忙碌更甚平日。上午为统计学院的师生讲话后，他便匆匆赶去会见商界大佬，然后再匆匆赶回接受采访，而这之后，他还要去为贸大的事情赶另外一个场，“我就像个小马达，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不停地转，几乎没休息过。”他坦言，‘5+2’的工作时间就是自己的常态，在别人眼里光鲜的校长职位，在他眼里却是一份“苦差事”，“做校长太累，一大摊子，千头万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身体劳累不说，主要还是劳心。”
施建军的心声，代表了很多大学校长的心声。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让高等教育制度正在经受来自各方的关注和批判，深处焦点的大学校长们，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他们需要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问责，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承大学精神、挖掘大学发展潜力上，他们被寄予了太多的期待。
在施建军看来，办好一所现代大学，光靠一代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就像接力赛跑一样，需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任期是有限的，但大学事业是无限的，我要用有限的任期对无限的事业负责，既然‘接力棒’传到自己手中，就要尽最大努力跑好这一棒。”4年多的时间，开通南大门，设立校史馆、档案馆，创立基金会、校务会、校友会，创办统计学院，创建美丽贸大，创新行政管理机制……他以改革家的决心和魄力将贸大带入发展的快车道。在“中国十大魅力校长”评选中，他以高票当选，成为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的典范。2012年第五届“IET 方正大学校长奖”颁奖仪式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给予施建军的颁奖词中如此写道“他领导的大学是三年来中国进步最快的大学”。
打破开放大学的藩篱
2010年6月5日，在施建军就任贸大校长后的一年，《跑好这一棒》正式出版，书中完整记录了施建军对大学发展的系统思考，并对贸大发展做出的清晰定位，其中一些重要理念，涵盖于他的众多演讲实录中。
为何就任仅365天，便写出这样一本书，而且要求每个教师人手一本？有人质疑，施建军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在搞个人崇拜。而在施建军的理念中，这本书的真正用意在于“沟通”。“组织内部团结的基础是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沟通，我觉得人的沟通有几种，其中之一是语言沟通，比如开会，但我觉得大学领导者不需要开太多会，我也不能一个一个的和大家去讲我的办学理念，所以我通过写这本书将我的思想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校长是怎么办学的。”
他对领导学研究的过程中，非常推崇韩非子的理念“下君尽己之力，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意思说，最下等的君主靠自己努力，中等的君主是把大家都力量发挥出来，最高明的君主是把所有人的智力都发挥出来，“我来着治校，不是靠自己，我浑身是铁打不出几个钉来，我渴望通过动员和组织整合全部生产要素为贸大的发展去努力，这是我当校长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他的书中，有一篇讲话，专门论述了贸大要办成什么样的大学，这也是他来到贸大后，对于贸大未来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判断。
在施建军上任前，关于学校发展类型存在诸多争论，发展成教育型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为主的大学还是兼顾国内研究为主的大学？综合性大学还是有特色的大学？“奋斗目标、学科设置都不统一，怎么发展？”所以，施建军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步统一学校发展思路。
在对贸大整体情况进行研判后，施建军提出贸大发展的三条目标：高素质的精品大学；国际化外向型大学；财经外语类多科大学。而这其中，“有特色、高水平”是他发展贸大的核心理念。
此前，他曾花费一年多的时间，遍访国外100多所大学，大多数美国的名校他都去过，他也曾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做过40天的“影子校长”，在那里，他非常深入地剖析了大学内部的机构和管理体制，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中国高校领导干部班学习了10多天，专门研究了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形态，这些调研经历成为他定位贸大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随后，他对“什么是世界高水平的大学”给予清晰回答：世界高水平大学的使命是通过教育来向下一代传授知识、通过知识来延展自然和文化知识、通过知识服务社会扩散知识、通过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来保存知识。他将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特征归纳为7条：学校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生源素质好，精英教育，培养各学科的领袖人才；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不求全，求特色、求新，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队伍建设强调分类管理，系统激励，构建世界级的一流人才、团队组织、人力资源整体支持系统；学校规模适度，师生比比较低。“根据我的研究，最高是1：12，有的只有1：3，加州理工大学中共才有3000名学生，我们贸大的规模就是理想的情况，不是越大越好。”
最后，施建军特别提到了资金充裕的问题，“大学最缺的就是人才和钱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世界高水平大学都是资金充裕，办学设施一流。大学发展不能光靠国家拨款，要靠自己去社会争取。”他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校长搞不到发展资源,就是对大学最大的失职”。当年，在南京大学当常务副校长时，他曾领导学校发展委员会，在12年的时间里筹款近10亿元，除以他任职的4000多天，平均每天给南京大学筹款21万元，这刷新了南京大学的历史记录，但就是这样一位神奇的“丐帮帮主”来到对外经贸大学之后也犯了难。原来，上任第一天，施建军就发现贸大没有基金会也没有筹款机构。没办法，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贸大是中国最早成立校董会的大学之一，可谓‘醒得早’，但‘起的迟’，我来贸大以后首先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开始募集资金。”
作为全国211重点大学之一，打开大门，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是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而当时贸大只有东、西、北及临时小南门，简易的大门影响了学校的对外形象，所以即使没有预算，施建军也决定将南大门打开。
随后，他将第一笔募得的800万捐款用于新建对外经贸大学的南大门。截至目前，施建军已为贸大募得捐款1亿多元，此外，校友会的发展也是风生水起。2009年贸大60周年校庆之际，全球30多个校友会积极为母校捐款。“校友的捐赠都是以百万计，用于学校的建设。”谈及此事，施建军流露出自豪神情。除了募集资金，对于项目管管理，他抓得非常严，“谁捐的钱，用了多少，用在哪里，我们都要给出说法，不能等钱被用没了，却说不说出用在了哪里，一定做好项目跟踪。而我们加强管理，也是为了让全校师生懂得回报、感恩。”
4年过去了，贸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施建军的《跑好这一棒》也成为中国校长畅销书，几次重印依然脱销，“大多数讲稿都是即席发言，这是一个无法修改的思想过程，回味我的即席发言，常常觉得有遗憾，但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喜欢无稿子的即席讲话，因为直接表达的思想是原汁原味的，是真实的，虽然难免思考不够周全，可真的，往往就是善的，美的。” 很多教职员工坦言，看完这本书很振奋，因为从中不仅看到了贸大的未来，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谈到当年的不同声音，施建军觉得很正常，“1500个教职工，可能1%的人会有不同声音，其实很正常，我想小平同志讲过三七开，我有7成赞成就很不错了。有的人说，是不是校长老想宣传自己搞个人崇拜，其实，在我看来，校长形象就是大学形象。一个校长没有形象，一个大学就没有形象，这至少95%的人是赞成的。”
关注情商教育为重要之责
“当我刚刚接到毕业生递给我的鲜花时，突然觉得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感到很自豪。四年，1460天，弹指一挥间，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天到秋天，你们终于从听不懂到听懂了，从青涩到成熟，从一通不通到全球通。今天当我把你们的帽穗从右边拨向左边时，你们就要毕业了！”2013年的毕业季，面对和自己同一年走近贸大的本科生们，施建军感慨万分，而此时，台下的很多毕业生在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每一个毕业季，施建军都会为本科生、研究生用心准备不同的毕业致辞，他希望以一个大家长的真情和殷殷期望将他的“孩子们”送上新的征程。而每一个开学季，他也会同样准备不同的欢迎致辞，他希望将贸大精神第一时间植入大家的内心，“本科生是接受知识为主，研究生是研究学习为主，他们是不同群体，要分别讲，除此，我还要给专门的科学学位的学生讲一场，我是统计学院的院长，还要给统计学院讲一场，还要给新入职的教师讲……”施建军坦言，一天最多要讲三场以上，而每次讲话都是自己亲自写稿，从不找秘书代笔，“我们大学的校长更多用自己的思想来引领和管理一所大学，秘书掌握不了。”
无论是迎来，还是送往，让学生们记忆深刻的是，校长的真情告白中，永远离不开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做人。“我更多是关注他们的人生，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关注他们怎么发展。我的讲话通篇贯彻怎么做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合格的人，一种科学家的精神，说到底就是要培养情商。”
摔童案、小斌斌事件、同室操戈、清华投毒案件和一系列的校园暴力事件，让施建军痛心不已，也让他对人性开始重新考量，在他看来，这是国民教育出了问题，可是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全国2400所大学，贸大排名前十，北京位列第五，我们基本上保持在仅次于北大、清华这样的水平，我特别担心的不是学生的智商，作为校长，不需要在开学典礼上对他们的智商指手画脚，因为他们足够聪明，我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的情商。”
他以宋江为例，“宋江可能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最没本事的人，但同时他也是最有本事的人，在他的协调组织下，使梁山各具本领的一百零八将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这就是典型的情商大于智商的人，大学精神培养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具有组织领导能力。”
早在施建军就任贸大校长之初，他便特别开辟一间办公场所，成立了心理干预中心，对学生进行心理救援。他希望学生遇到纠结的问题，能够到心理中心和心理老师进行积极的沟通。“我遇到一个学生，明天答辩论文，今晚一夜睡不着，紧张的要命，他说肯定通不过，通不过就不能毕业，不能毕业就找不到工作，父母要责骂，社会也看不起。其实一切问题可能会爆发在想不开的一瞬间，我就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我觉得，情商引导的前提是要让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在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每年都有，提到这类事件，施建军扼腕叹息，他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脆弱，所以他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在大会上给同学们讲生命教育、情感教育、爱心教育，讲如何关爱自己，关爱生命，“我告诉他们，尤其要关爱父母，你自己走掉无所谓，父母把你养这么大，怎么能轻易放弃生命？！”
施建军尤为欣赏北京精神中的“厚德、包容”，在他看来，厚德和包容是应该在大学生中广泛宣传的，“情商就是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作为个体，智商再高，也要跟别人协作，所以我特别讲团队，讲组织，讲班级，我们大学教育里真正的应该是这些。”
培养未来的低碳践行者
早在2007年，贸大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节约型校园建设先进试点高校”之一，自2009年施建军就任校长以来，更是将“绿色校园”打造成了贸大的另一张名片。
施建军的“绿色”理念，不仅包括舒适优美的校园环境，更是节能型校园和绿色低碳校园的综合概念。
高校是传统的能源消耗大户，节能减排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可持续的利用，更能降低学校的成本。漫步惠园，随处可见节能减排的“影子”：洗浴和热水供应采用的是以太阳能为主的加热新技术，道路两旁安装的是太阳能路灯，这些路灯同时配有智能感应系统，采光不好的阴暗地带，路灯会提前点亮，仅这一项，每年能够节约用电400千瓦时；主楼诚信楼外墙被穿了一层“保温衣”，节能率提高了54%；新图书馆引用地下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采用地下水冬暖夏凉的温度对图书馆进行调节，这种新节能空调技术，每年可比电锅炉加热节电2/3，比天然气锅炉节能1/3；而贸大的供暖系统，真正实现了可分区域与分时段的自动控制，有效提高了热效能利用率。此外，学校还尽可能回收锅炉烟气余热、利用太阳能等减少使用天然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贸大的中水处理项目，已经完全实现了校内“立体化”的节水系统，学生公共浴室的洗澡水以及部分宿舍盥洗室的废水和管网污水被全部收集，同时建立了蓄水池，专门收集雨水和雪水。这些中水用于学校办公楼、教学楼以及学生宿舍等建筑，其中70%用于冲厕、30%用于绿地面积的日常浇灌以及广场喷泉、人工湖等景观用水。可以说，中水处理项目，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节约用水，水费平均支出降幅为40%。
据施建军介绍，自2003年以来，贸大在节约型校园、绿色低碳大学建设方面实施了22个节能减排项目，成效巨大，每年可节水40万余吨，节电400万千瓦，节气518万立方米，直接节约资金达1200多万元。2012年贸大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四部委评为“全国节能先进集体”，这也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
学校对于节能减排的积极践行，对于学生的环保意识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谈到此，施建军相当骄傲，“我们有一个绿色协会，大家习惯把平时看过的报刊和废纸积攒起来，向绿色协会的同学交换再生纸便签。每到学期末，同学们也会将不用的课本收集起来，等待下学年开学时发给学弟学妹……这样的例子很多，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已成为贸大师生员工的共识。”施建军坦言，从低碳校园建设开始，就深知，绿色大学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低碳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从我做起，从生活的细节做起，把生活耗用的能量尽可能地降到最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对于社会未来说，就是培养了一批社会未来的低碳践行者！
可以说，贸大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高校节能环保的典范，引领了中国高校“建设节约型校园，打造低碳绿色大学”的主潮流。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概念，意指美在自然、美在生活、美在人文，基于此，施建军提出“美丽贸大”理念，意图在“智能贸大”、“节约贸大”初步实现后，完成“花园贸大”的建设，他希望“绿色元素”能够完全覆盖贸大的各个角落。
自施建军大力推动“美丽贸大”建设以来，学生们惊喜地发现，在贸大校园，多了很多新的树种，西门草坪的桃李树、行政楼前的玉兰树、校园围栏外的月季花，还有很多外国的树种，如美国红枫、法国红枫、法国梧桐等，同时，南大门的开通、东西门的美化、甲子亭的建设、眼镜湖的改造、书香广场规划等，都让贸大校园散发着浓浓绿意。这也是施建军提出的“花园贸大”理念的具体实施，他希望优美的校园环境建设和节约型校园、绿色低碳大学建设能够融为一体，真正实现“美丽贸大”的设想。
“2013年，我们启动了节能智能化管理系统建设，启动了新建综合体育馆和留学生综合楼相关的节能减排建设工作。我们相信，‘美丽贸大’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定能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施建军信心满满。
对话施建军：
“大学校长就是基层干部，三教九流都要应付”
记者：有人说，“在中国办大学，内心要足够的坚强”，您有这种感觉么？
施建军：校长不太好当，挑战很大，我这个办公室校内人员随便进出，上访的，耍大刀的，还有拿着铁棍子挥的，我曾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讲大学校长就是个基层干部，三教九流都要应付，最基层的农民工，最基层的应聘员工，包括学生和老师的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你不能退缩，都要一一应对。
“大学软实力就是大学的精神和灵魂”
记者：您崇尚的大学精神是什么？
施建军：大学的软实力就是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我认为的大学精神有5点：独立精神，创新精神，求索精神，博学精神，合作与情商。
记者：您刚到贸大时，硕士专业学识方向只有3个，现在增加到10个，外界评论说，您培养方式的调整间接促进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
施建军：硕士学位分科学型硕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现实中，对科学型硕士的需求是定量的，而大多数研究生的培养应该走一条能够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应用能力、技能、操作能力的专业人才培养道路。贸大一直在为专业硕士设定新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标准，为专业硕士增加更多的应用型课程。
记者：2013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外界有质疑声音说99%就业率的数字会不会有忽悠成分？
施建军：就业率是98.5%，我查了每一个人，硕士生和本科生充分就业的3580人，只有70几个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就业，我们绝对没有忽悠。2013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我在年初的时候都捏了一把汗，2012年春节后，我们的招聘会是100场，2013年春节后，招聘会是20场，下降了80%，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个满意的就业率，我想还是我们的学生生源好，培养得好，有竞争力，适合用人单位的需要，贸大学生的优势就是懂经贸、懂法律、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让也是让我非常欣慰的。
“对于学术腐败绝不宽容”
记者：在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方面，贸大是怎么做的？
施建军：关于学术诚信，我们实行一票否决制，在我来了以后是特别严格的执行。对于老师，文章抄袭，抓住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宽容，也不会说情。抄袭达到一定比例，停止申报职称，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对于学生，我们每年会有百分之几的学生不能毕业，比如，重复率达到30%就不能毕业，这些措施对学术净化都是有利的。
“我们培养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学生”
记者：在您眼里，贸大是一个开放的大学么？
施建军：首先说，在国际上，贸大是很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总理、新西兰总理、希腊总统、阿根廷总统、欧盟联主席都到对外经贸大学访问交流过，他们看中的就是对外经贸大学这个经贸平台，不讲政治专讲经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驻外外交官，尤其是各国经商处的参赞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但我们有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我们校内的海报不够多，我们的网站不够发达，没有同步信息，这一直是一个缺陷。贸大过去相当封闭，讲起来是个外向型大学，但实际上比较封闭，我们以后想做的工作就是调整。
记者：您希望培养的是怎样的学生？
施建军：我们培养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学生。我们要熟悉国际规则，我们要有国际视野，我们要敢于参与在国际竞争，在国际的合作中取得我们的效用，这是我想要培养的，所以我来对外经贸大学真的渴望我们的学生走向世界，不仅在中国做一点生意，更多是在世界体系当中。
“统计数据只是估算，并非精确计量”
记者：中国的统计数字经常遭到质疑，您作为统计专家，如何评价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施建军：统计数据肯定不是精确的计量，作为一个搞统计出身的人，我深知搞统计数据难度很大，一个一个计量，一个一个数出来是不可能的，带有一定的估算成分，但是这个数字能概括性反应基本规律。读数据时要有统计知识的把握，所以国外大学会给国民上国民统计数据这个课，教大家如何理解统计数据。我跟美国人也讨论过，他们也不会说美国统计数据比中国准确，他们这么发达了也不准，我们的数字也不准，因为精度不够。
“中国的大体制不利于创新”
记者：今天中国的知识，无论科学还是人文，到底缺失什么，有人说是穿透力，我们的教育里面严重的缺乏批判的能力，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这背后是不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
施建军：当代中国教育的优点，是学生应试能力比较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机会相对比较公平，知识传授有系统，缺点很严重，就是忽视人格的培养，强调服从权威，教育工具化，最后是创新能力差，这是让中国人感到非常沉痛的问题。这自然就产生缺乏学术批判的穿透力，中国从文化到制度，都是不鼓励创新的，不允许挑战权威，不容许冒犯的言论，总是希望大家平和一点，所以，我们很难出现思想的批判，不是没有，是登不了台面。我也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突破，但文化体制的惯性太大。我经常举例子，1+1等于几，说等于2就是好学生，说等于3就是胡说八道呢，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爸爸妈妈一加就生了个我，可是没人去听。错的就是要批判，后面一大推的矛盾就来了，所以我们根本不主张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
记者：贸大占地面积只有500亩，未来在拓展空间方面是否有规划？
施建军：今年开始做一些事情，就是拓展发展空间，优质教育资源要让更多人去分享。最近我们在深圳建立了贸大研究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计划在青岛收购一个外贸中专，青岛的国际贸易做得好，我们希望能够在青岛培养一批国际商贸人才；第三步准备在北五环的红军营建一个贸大科技园，目的也是为文化发展提供一些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