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校长，他将人生最美的年华全部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说一生最无悔的选择，就是成为一名教师。数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在10年间完成了20多部论著，160多篇专业文章和20多项省部级重要课题任务。在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14年，他领导南京大学基金会筹得近10亿社会捐助资金，在外经贸大学的3年多时间，他创立基金会，为学校募得捐款超过亿元。他说：“一个校长搞不到发展资源，就是对大学的失职。”

他善与媒体沟通，敢于直面种种质疑，他说，校长的形象就是大学的形象，校长要发声，酒香也怕巷子深；在“史上最难就业年”的2013，他的学生以99%的就业率成为高校翘楚，他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能找到工作的教育。他认同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大学文化必须包括民主文化、自由文化、创新文化和宽容文化，他以开放的办学思路，让贸大赢得国际美誉。第五届“IET 方正大学校长奖”颁奖仪式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如此肯定施建军，“他领导的大学是三年来中国进步最快的大学”。在“中国十大魅力校长”评选中，他以高票当选，成为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的典范。

“我们这代人特别感恩，特别知足，特别想为国家做贡献”

口述：对外经贸大学校长施建军

整理：《中华英才》记者王爽 姜丹

我是50年代出生的，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反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我能深刻体会到富国强民的真正意义。

我特别赞成小平的改革开放，我是受益者，可以说，没有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我不可能成为中国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成为那一代的佼佼者，所以说，我们这代人特别感恩，特别知足，特别想为国家做点贡献。

“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选择当老师”

我19岁开始从教，在中学教物理课程。那时，没有大学生，老师严重匮乏，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学停办十年，中学没有师资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从高中生中寻找一些优秀的毕业生，我学习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就选择让我去做教师。

我给自己的总结是乐为人师，喜欢教别人行得正、做大事、读好书、有抱负，将来能做一个大写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职业，不仅可以教书育人，自身也可以锻炼口才、思维以及传授知识的能力，特别是跟学生打交道，觉得自己很年轻。

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我会经常思考一些现象，最想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钱。在我看来，钱是世界上最复杂、又最让人着迷的东西。钱是什么？不懂。花花绿绿的一张纸，但能统治人。钱是什么？为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找大人去问，有人告诉我，你要把这个钱的问题搞清楚，你必须去学经济学，你不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好琢磨透，你不可能懂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恢复高考，我毅然选择经济学。现在看起来是热门专业，但当初并不热门，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学生要么学数学，要么学物理，因为当时有一个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7年参加高考的有1000多万人，1978年的人数也差不多，第一年招了22万，第二年招了27万，合起来同一年上学，这是当时中国特殊的背景下所采取的决策，可以说，一个教育制度，让一批人才脱颖而出，并可以有机会更好的服务于社会，这是很果断的决定，否则我们这些人就被埋没了，所以我们这批人从心底里感恩，也为国家的每一个发展感到高兴。

1985年，我拿到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那个年代，我们算是社会的稀缺人才，尤其是学习经济的，本来就少，更何况厦门大学的经济学科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很多人建议我去国家机关工作，这样会有一个高起点，但我的第一选择就是当老师。

其实，当年学这个专业，很少人选择走教育这条路，或者选择机关，或者选择下海，我觉得自己的选择与当过中学老师有关系。我1974开始当老师，当了两年教师就获得县里的“先进教师”称号，对我而言，这是莫大的鼓励，毕竟，一个县城有上千名中学教师，获得殊荣的并不多，对于刚刚21岁的我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

经常有人问我，对大学生公考热的看法，我一直觉得，这是社会转型时不太健康的一种方式，公务员是可见的前途，一个人多大岁数当科长，多大岁数当处长，熬到什么年头，熬到什么职务都是可预见的。没有个性张扬，发展自己才能，成就自己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社会不应形成这样的导向，尤其是这么高的比例，毕竟，我们自主创业率还太低，跟国际相差十几个百分点，大家总是希望得到一个保险箱，尤其是父辈们，我不太看好考公务员，我觉得考公务员的学生不宜过多。

实际上，当校长也不是我的追求，客观上是不小心当上校长的。教好书、写好文章、当好老师，这才是我的价值追求。所以，我总在想，每个人要经常认识自我。我是谁？我能干什么？你这块材料最适合干什么？我不太喜欢搞政治，不喜欢跟人斗来斗去，是个很敞亮的人，因为敞亮，当年在南京大学时，人家说有些不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性格，有话直说，不记仇。

有人喜欢有钱，有人喜欢有权，但我最大的收获是有学生。30多年的教学，教了很多学生，他们对我很好，绝大部分学生都和我保持长期的联系，我们有空也会聚一聚。就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我早上打开手机时，看到数百条祝福短信，非常感动，还有很多学生送来鲜花，这是对我当教师的褒奖，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付出很多”

1975年，我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只有30几元钱，1987年，我的工资是100多元，当时出国，穿着一身800元买的西装，外国人拉着我的衣服说，“你怎么穿得起这个西装啊？”其实，是国家给予公派留学生的置装费，自己真是买不起，可以想象那时候的贫穷，后来，买什么都凭票，肉买不到，火柴买不到……，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缺，感觉特别好。

对于国家的发展，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付出很多，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的那一代人都是要做出牺牲的。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是愧对家庭的人。我没有节假日，除了公假，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可以休息几天，其他的时间全部在工作，而且是高节奏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休息，像小马达一样，天天在那转。

如果你想有所成就，就没有轻松，位置越高，影响力越大，工作节奏就越紧张，疲劳感越强烈，因为你承担的责任越多，责任心就会越大，这自然导致你付出很大。有时候也有一点想法，我该歇歇了，但就像跑步一样，咬住牙在坚持，需要一种毅力。有时候希望早点退休，退下来好好享受一下生命，实在太累了。

十年文革没有招生，我是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想跑的快，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社会急需人才来发展经济，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再努力。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从讲师开始，10年内当教授，可是从1985年到1992年，我只用了7年，就完成了教授的评定。那7年，吃饭、睡觉、写书，主要就三件事，我就是靠自己争取，没有找过一点关系，就是努力做事。

比如评副教授需要20篇文章，我写40篇，而且质量很高。评教授时，评审论文也要二三十篇，我写五六十篇，而且多是发在学科顶尖的杂志。因为一路都是遥遥领先，自然一路都是破格提拔。1992年，我拿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就是因为成果太突出，所以我当年是中青年学科带头人。40岁，我成为南京大学副校长，但一直笔耕不辍，直至今天，我依然没有放弃学术。我们这代人非常不容易，以国家社会为目标，一直在勤奋努力。

我很感谢南京大学优良的学术土壤，和对我们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也是那段时期坚定了我做学问，当一个学科带头人的信念。也正因为这段感受，让我对校风、学风和教风建设非常重视。

关于学术诚信，我大会讲，小会讲，我就是希望大家凭自己的真本事，好好努力，好好科研。谈国际经贸交流，谈国际金融、国际法律，都要有诚信这个基础，不做假、不做一些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这对我们搞学术的人来说，是要摒弃或坚决制止的，这是教育的本质内容，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对外经贸大学，我们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比如抄袭、一稿两投、学术不端，包括很多评奖活动，都坚决实行一票否决，抓住一个处理一个，绝不手软，我们对学生也是，论文重复率达到30%坚决不能毕业，今年就有4个这样的学生，只有构建学术诚信的氛围，才能真正探索科学规律。

“做个手捧金饭碗要饭的大学校长”

经常有记者问我，什么样的大学校长才是优秀的？我觉得有四点，首先得是一个科学家，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然后是教育家，懂得教育规律，当然还必须是政治家，要保证国家意志在高等学校的有效实施，要确保大学的稳定发展，要坚持大学正确的办学方向。最重要的还得是个社会活动家，做个手捧金饭碗要饭的人。

现在社会高速发展，筹资办大学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我在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工作了12年，一直当基金会和发展委员会的主任。12年期间，共获得社会捐赠接近10个亿，除以我在任的4000多天，平均每天给南京大学募得21万的捐款。这说明通过社会捐助筹资办学，完全是有可能的，是有社会价值实现的。

我们过去光知道“跑部钱进”，现在多“跑部”也都拿不到钱了。但是，我们向社会的大门打开了，大学可以接受社会的捐赠。2009年，我来到对外经贸大后，就成立了基金会，也是实实在在想给学校筹备发展资金。基金会筹来的资金会有很多用途，办学、人才培养、教师培训、科学研究、奖教助学、帮贫助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能够做，这也是我校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发展。

如何把大学从一个象牙塔变成一个网络广为联系的社会体系，这是我们办开放大学所需要的。哈佛大学的基金总额已达300多亿美元，耶鲁大学的基金超过200亿美元。研究西方的大学，你就会发现，它的基金会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耶鲁大学的教育经费中，40%来自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和捐赠。在国际上，大学基金会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代表该校的排名，中国目前还没做到这一步，但有开始总是一件好事。

我在开始任基金会领导时，向社会提出捐赠，总觉得我是教授，向企业家要钱，羞于开口，很不好意思。现在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教育是天下最慈善的事业，支持教育的发展，是在做积德行善的事情。捐助教育，功德无量。这样的心里支持，我们就敢于跟人家去谈，请人家帮忙，给学校捐钱帮助教育，这个理念和观念是一定要有的。作为大学校长，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广开渠道，积极筹资，这是一种能力。

社会上有些富裕起来的人，愿意回报社会，回报教育，我认识一位民营企业家，最近两年都给我们无偿捐款一千万，不是贸大校友，且不留姓名，他通过有关渠道知道我当校长后贸大发展很快，承诺只要我在任，每年都捐1000万，他愿意资助教育，希望能将自己的钱用到正地方。他特别关注贸大的发展，看到贸大的进步，他比我还高兴，这让我特别感动。我到任3年多，还不到4年，募集的资金超过1亿多。

教育是天下最慈善的事业，一个现代化的大学校长要能成为大学的“丐帮帮主”。大学最缺的就是人才和钱财。要办一所好大学，必须靠钱来支持，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办一所好的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