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校长,他将人生最美的年华全部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说一生最无悔的选择,就是成为一名教师。数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在10年间完成了20多部论著,160多篇专业文章和20多项省部级重要课题任务。在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14年,他领导南京大学基金会筹得近10亿社会捐助资金,在外经贸大学的3年多时间,他创立基金会,为学校募得捐款超过亿元。他说:“一个校长搞不到发展资源,就是对大学的失职。”
他善与媒体沟通,敢于直面种种质疑,他说,校长的形象就是大学的形象,校长要发声,酒香也怕巷子深;在“史上最难就业年”的2013,他的学生以99%的就业率成为高校翘楚,他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能找到工作的教育。他认同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大学文化必须包括民主文化、自由文化、创新文化和宽容文化,他以开放的办学思路,让贸大赢得国际美誉。第五届“IET 方正大学校长奖”颁奖仪式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如此肯定施建军,“他领导的大学是三年来中国进步最快的大学”。在“中国十大魅力校长”评选中,他以高票当选,成为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的典范。
“我们这代人特别感恩,特别知足,特别想为国家做贡献”
口述:对外经贸大学校长施建军
整理:《中华英才》记者王爽 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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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50年代出生的,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反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我能深刻体会到富国强民的真正意义。
我特别赞成小平的改革开放,我是受益者,可以说,没有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我不可能成为中国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成为那一代的佼佼者,所以说,我们这代人特别感恩,特别知足,特别想为国家做点贡献。
“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选择当老师”
我19岁开始从教,在中学教物理课程。那时,没有大学生,老师严重匮乏,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学停办十年,中学没有师资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从高中生中寻找一些优秀的毕业生,我学习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就选择让我去做教师。
我给自己的总结是乐为人师,喜欢教别人行得正、做大事、读好书、有抱负,将来能做一个大写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职业,不仅可以教书育人,自身也可以锻炼口才、思维以及传授知识的能力,特别是跟学生打交道,觉得自己很年轻。
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我会经常思考一些现象,最想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钱。在我看来,钱是世界上最复杂、又最让人着迷的东西。钱是什么?不懂。花花绿绿的一张纸,但能统治人。钱是什么?为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找大人去问,有人告诉我,你要把这个钱的问题搞清楚,你必须去学经济学,你不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好琢磨透,你不可能懂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恢复高考,我毅然选择经济学。现在看起来是热门专业,但当初并不热门,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学生要么学数学,要么学物理,因为当时有一个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7年参加高考的有1000多万人,1978年的人数也差不多,第一年招了22万,第二年招了27万,合起来同一年上学,这是当时中国特殊的背景下所采取的决策,可以说,一个教育制度,让一批人才脱颖而出,并可以有机会更好的服务于社会,这是很果断的决定,否则我们这些人就被埋没了,所以我们这批人从心底里感恩,也为国家的每一个发展感到高兴。
1985年,我拿到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那个年代,我们算是社会的稀缺人才,尤其是学习经济的,本来就少,更何况厦门大学的经济学科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很多人建议我去国家机关工作,这样会有一个高起点,但我的第一选择就是当老师。
其实,当年学这个专业,很少人选择走教育这条路,或者选择机关,或者选择下海,我觉得自己的选择与当过中学老师有关系。我1974开始当老师,当了两年教师就获得县里的“先进教师”称号,对我而言,这是莫大的鼓励,毕竟,一个县城有上千名中学教师,获得殊荣的并不多,对于刚刚21岁的我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
经常有人问我,对大学生公考热的看法,我一直觉得,这是社会转型时不太健康的一种方式,公务员是可见的前途,一个人多大岁数当科长,多大岁数当处长,熬到什么年头,熬到什么职务都是可预见的。没有个性张扬,发展自己才能,成就自己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社会不应形成这样的导向,尤其是这么高的比例,毕竟,我们自主创业率还太低,跟国际相差十几个百分点,大家总是希望得到一个保险箱,尤其是父辈们,我不太看好考公务员,我觉得考公务员的学生不宜过多。
实际上,当校长也不是我的追求,客观上是不小心当上校长的。教好书、写好文章、当好老师,这才是我的价值追求。所以,我总在想,每个人要经常认识自我。我是谁?我能干什么?你这块材料最适合干什么?我不太喜欢搞政治,不喜欢跟人斗来斗去,是个很敞亮的人,因为敞亮,当年在南京大学时,人家说有些不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性格,有话直说,不记仇。
有人喜欢有钱,有人喜欢有权,但我最大的收获是有学生。30多年的教学,教了很多学生,他们对我很好,绝大部分学生都和我保持长期的联系,我们有空也会聚一聚。就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我早上打开手机时,看到数百条祝福短信,非常感动,还有很多学生送来鲜花,这是对我当教师的褒奖,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付出很多”
1975年,我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只有30几元钱,1987年,我的工资是100多元,当时出国,穿着一身800元买的西装,外国人拉着我的衣服说,“你怎么穿得起这个西装啊?”其实,是国家给予公派留学生的置装费,自己真是买不起,可以想象那时候的贫穷,后来,买什么都凭票,肉买不到,火柴买不到……,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缺,感觉特别好。
对于国家的发展,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付出很多,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的那一代人都是要做出牺牲的。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是愧对家庭的人。我没有节假日,除了公假,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可以休息几天,其他的时间全部在工作,而且是高节奏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休息,像小马达一样,天天在那转。
如果你想有所成就,就没有轻松,位置越高,影响力越大,工作节奏就越紧张,疲劳感越强烈,因为你承担的责任越多,责任心就会越大,这自然导致你付出很大。有时候也有一点想法,我该歇歇了,但就像跑步一样,咬住牙在坚持,需要一种毅力。有时候希望早点退休,退下来好好享受一下生命,实在太累了。
十年文革没有招生,我是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想跑的快,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社会急需人才来发展经济,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再努力。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从讲师开始,10年内当教授,可是从1985年到1992年,我只用了7年,就完成了教授的评定。那7年,吃饭、睡觉、写书,主要就三件事,我就是靠自己争取,没有找过一点关系,就是努力做事。
比如评副教授需要20篇文章,我写40篇,而且质量很高。评教授时,评审论文也要二三十篇,我写五六十篇,而且多是发在学科顶尖的杂志。因为一路都是遥遥领先,自然一路都是破格提拔。1992年,我拿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就是因为成果太突出,所以我当年是中青年学科带头人。40岁,我成为南京大学副校长,但一直笔耕不辍,直至今天,我依然没有放弃学术。我们这代人非常不容易,以国家社会为目标,一直在勤奋努力。
我很感谢南京大学优良的学术土壤,和对我们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也是那段时期坚定了我做学问,当一个学科带头人的信念。也正因为这段感受,让我对校风、学风和教风建设非常重视。
关于学术诚信,我大会讲,小会讲,我就是希望大家凭自己的真本事,好好努力,好好科研。谈国际经贸交流,谈国际金融、国际法律,都要有诚信这个基础,不做假、不做一些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这对我们搞学术的人来说,是要摒弃或坚决制止的,这是教育的本质内容,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对外经贸大学,我们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比如抄袭、一稿两投、学术不端,包括很多评奖活动,都坚决实行一票否决,抓住一个处理一个,绝不手软,我们对学生也是,论文重复率达到30%坚决不能毕业,今年就有4个这样的学生,只有构建学术诚信的氛围,才能真正探索科学规律。
“做个手捧金饭碗要饭的大学校长”
经常有记者问我,什么样的大学校长才是优秀的?我觉得有四点,首先得是一个科学家,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然后是教育家,懂得教育规律,当然还必须是政治家,要保证国家意志在高等学校的有效实施,要确保大学的稳定发展,要坚持大学正确的办学方向。最重要的还得是个社会活动家,做个手捧金饭碗要饭的人。
现在社会高速发展,筹资办大学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我在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工作了12年,一直当基金会和发展委员会的主任。12年期间,共获得社会捐赠接近10个亿,除以我在任的4000多天,平均每天给南京大学募得21万的捐款。这说明通过社会捐助筹资办学,完全是有可能的,是有社会价值实现的。
我们过去光知道“跑部钱进”,现在多“跑部”也都拿不到钱了。但是,我们向社会的大门打开了,大学可以接受社会的捐赠。2009年,我来到对外经贸大后,就成立了基金会,也是实实在在想给学校筹备发展资金。基金会筹来的资金会有很多用途,办学、人才培养、教师培训、科学研究、奖教助学、帮贫助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能够做,这也是我校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发展。
如何把大学从一个象牙塔变成一个网络广为联系的社会体系,这是我们办开放大学所需要的。哈佛大学的基金总额已达300多亿美元,耶鲁大学的基金超过200亿美元。研究西方的大学,你就会发现,它的基金会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耶鲁大学的教育经费中,40%来自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和捐赠。在国际上,大学基金会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代表该校的排名,中国目前还没做到这一步,但有开始总是一件好事。
我在开始任基金会领导时,向社会提出捐赠,总觉得我是教授,向企业家要钱,羞于开口,很不好意思。现在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教育是天下最慈善的事业,支持教育的发展,是在做积德行善的事情。捐助教育,功德无量。这样的心里支持,我们就敢于跟人家去谈,请人家帮忙,给学校捐钱帮助教育,这个理念和观念是一定要有的。作为大学校长,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广开渠道,积极筹资,这是一种能力。
社会上有些富裕起来的人,愿意回报社会,回报教育,我认识一位民营企业家,最近两年都给我们无偿捐款一千万,不是贸大校友,且不留姓名,他通过有关渠道知道我当校长后贸大发展很快,承诺只要我在任,每年都捐1000万,他愿意资助教育,希望能将自己的钱用到正地方。他特别关注贸大的发展,看到贸大的进步,他比我还高兴,这让我特别感动。我到任3年多,还不到4年,募集的资金超过1亿多。
教育是天下最慈善的事业,一个现代化的大学校长要能成为大学的“丐帮帮主”。大学最缺的就是人才和钱财。要办一所好大学,必须靠钱来支持,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办一所好的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