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我校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叶陈刚教授接受《世界经理人》杂志专访，就商业伦理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伦理缺失的企业注定走不远，不讲伦理的产业也将难以为继。”具体报道如下。

商业伦理的力量

（来源：《世界经理人》 日期：2013-04-24）

“我觉得下一个危机爆发点可能在我的祖国—中国”，当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在博鳌亚洲论坛2 013年年会上抛出这样的“危言”时，不仅在现场，就连在微博上也引来争议一片。争议固然有其积极之面，然而，当我们置身于挥之不去的空气雾霾中，当我们面对化学蔬菜、有毒大米、抗生素奶品而无从选择时，当我们的收入增长抵不上通胀时，我们是否也该因这句“危言”而进行反思呢？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环境恶化、资源恶化、社会诚信恶化的连锁反应？谁应对此负责？谁将为此买单？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抛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叶陈刚时，这位伦理学专家沉默片刻，缓缓地说，“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伦理缺失所致。因为不顾及伦理，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发展；就会去进行商业欺诈；就会以不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人性的方式经营。”而以这种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危机是很难避免的。叶陈刚引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观点佐证，“（2009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追根溯源就是伦理的危机，是责任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和诚信出问题后的结果。”

　　伦理缺失，看起来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叶陈刚指出，企业在其中必须负起很大的责任。“企业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法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它是主体，作为社会的细胞，它也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因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企业是很多伦理缺失现象的主要操作者，同样，重拾社会伦理也有赖于商业伦理的完善。诚然，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伦理经营社会环境，需要依靠政府或其他第三方机构的立法立规，但是，如果商业伦理达不到一定水准，法律制度建立就缺少基础，执法也很难科学到位。比如，中国内地乳品行业曾经一度群体失德，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和监管制度。生存在这个行业的企业，大都出没于野蛮竞争中，商业伦理素质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它们群体失德的结果，就是有条件的中国家庭不得不依靠外国奶粉喂养孩子，甚至最终导致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限奶令”。

　　“伦理缺失的企业注定走不远，不讲伦理的产业也将难以为继。”说这话时，叶陈刚忧心忡忡。叶陈刚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企业及其相关产业已有20 多年。在他的定义里，商业伦理是关于商业道德和诚信的学问，是一种规则、标准、惯例或原则，是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管理方式、制度机制、伦理道德、职能权限设置等问题作出决策时依据的价值观、道德观、准则和方法，是为建立和维系合理的、和谐的关系而设计的一套企业内外人际、群际、环境关系互动与相互承诺的准则。“这是一门边缘学科，发源于道德哲学，融入了心理学、社会学、法学和经济管理学等。”叶陈刚是从会计学的本行延伸到伦 理学研教的。“会计讲数据，数据很容易弄假，那么怎么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呢？只有让做数据的人内心道德起来。”出于这样的初衷，叶陈刚开始研究并教授商业伦理学。

商业伦理能够推动社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最近一则消息在中国产业界激起不小的涟漪，美国雅虎公司宣布收购一名英国少年开发的移动阅读应用程序Summly，据媒体报道，交易价值约为3000万美元。堂堂的大公司花重金从一个少年手里买技术！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的一些小创新团队或个人，在创业初期，最希望的是不被大公司们注意到，否则往往意味着鸡飞蛋打。在这样一个不利于创新的环境里，中国企业还能有多少创新？中国企业一直希望像苹果那样以创新攫取产业利润的大头，但是，恶劣的商业环境却一次又一次敲醒了人们的梦想。就在最近，柳传志还在公开烦恼，当今商业的诚信基础，比创业之初还要脆弱。

　　“市场经济实际上体现为伦 理道德经济。”叶陈刚说，“如果企业只在其中随波逐流，那么就会导致市场经济运行更不规范，竞争更不公平，进而导致‘官商权利经济’、‘虚假欺骗经济’、‘贿赂垄断经济’，到头来，只能让企业自身生存的环境更加恶化。”

　　实际上，经历过冯仑所谓“野蛮生长”年代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都也有同感，冯仑呼吁“强化道德伦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王石则为万科规定了一条“不行贿”的底线。而柳传志也一直致力于联想的经营伦理化，他强调，“好企业与差企业的差异是诚信和商业道德，信誉比金钱还重要。”

从过往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中，叶陈刚也发现了商业伦 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司的快速成长导致公司股权的分散，股东的核心控制地位日益受到威胁，公司权利不再完全掌握在股东手里。因此，社会正朝着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 贝利和米恩斯所说的‘新的公司活动’和‘将公司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下’的方向发展。”新的公司活动，是指公司既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为股票持有人的利益服务，也不像现在这样被公司管理者用来为自己谋私利，所有者的要求和管理者的要求都不能反对社会的持久利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叶陈刚引用了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的论断来解释：现代公司的权力已经从资本家手里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里，谁掌握了最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200多年前，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地主掌权；后来资本代替了土地，于是，权力转移到资本家手里。现在，专业知识取代了资本，因此，专业知识的拥有者—技术结构阶层掌握了权力。因为资本家不再掌权，所以现代公司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股东或者资本家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但是技术结构阶层或者说职业经理人阶层没有这样的动力，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是薪水和奖金。出于自身利益的基本考虑，这个掌权阶层最希望获得公司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在考虑股东利益的同时，顾及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用户以及所在社区及经营者的利益，要实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叶陈刚指出，遵循商业伦理的多方合作，并由此营造最合理的公平和效率，是实现这种经营目标的必由之路。

　　叶陈刚的这个研究，在实际中也找到了佐证。王石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能守住商业伦理的底线，在于他不是万科的股东而是职业经理人，他没有动力去承担利润最大化的风险，他可以在众人瞩目的平台上去行正道。当网友公开质疑万科的“出污泥而不染”时，王石也在微博中公开回应道： “暴利能持续多久？任何暴利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这就是坚持不做暴利的道理。万科历年净资产收益率都没有超过20%。”“不行贿本来作为商业道德的约束是应该的，但在当今腐败盛行的中国，不行贿却成了稀缺品，就这样，不行贿成了我和万科的招牌。万科过去不行贿，现在不行贿，并坚守着。万科的底线还包括：不偷税、不谋暴利、不危害公共利益。”王石当年硬要把自己从万科创始人变为打工者，也是为了此后说话、做事如此的硬气。而这种硬气，让他和万科即使在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时也能稳稳地持续向前走。

构成商业伦理的四项基本原则

　　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失的根基，商业伦理到底应该由哪些内容组成呢？叶陈刚的研究表明，构成商业伦理的基本原则有四项：集体主义原则、诚实守信原则、义利统一原则以及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见图１：商业伦理原则关系构成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集体主义原则区别于其他三个原则，是基础原则。叶陈刚解释，推行集体主义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优秀企业团队。而只有拥有具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团队，才有可能实现其他三个原则。

如果员工都浸淫于利他利己的价值观中并真心认可这个价值观，那么诚实守信原则就不是一个难及之境。诚实守信原则被叶陈刚看成是企业经营的灵魂，立业的根本。他认为，“没有内心的至诚至信，合作精神、多赢思路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谈持续发展了。”他举例，但凡遵守这个原则者，都“财源亨通”，比如“以义取利”的晚清商人胡雪岩；又如持“无信不利、道义至上”的华人首富李嘉诚。

　　谈及诚信时，叶陈刚特别指出，“与其它伦 理要求相比，诚信更强调行为主体的自觉性。”

　　“诚”是指诚实，“信”是指信用、信誉和信念。在市场竞争中，“诚”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凭自己高质量的产品、技术、信息和服务参与竞争。这样的“诚”表现为依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去获取利益。二是以诚待人（包括竞争对手）。这表现为遵守市场的基本规则，通过正当的竞争手段去取得竞争优势。三是以诚待事，即以充分的诚意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如果“诚”在竞争中更多地体现为主体的一种道德观念和精神境界，那么“信”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行为作风。“信”在“信用”、“信誉”和“信念”上，表现为不同境界。“信用”是最一般层次的境界，即行为的客观状况；而“信誉”则依靠人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行动，即企业和员工为了自己的良好信誉而坚守信用。“信念”则是“信”的最高层次， “信念”不仅体现了员工的高度自觉性，而且表明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性。企业员工坚守信用原则，动机不仅出于生意的需要和功利的考虑，甚至不仅仅是为了顾及自己的形象和信誉，而是出于植根内心的信念。因此，如果企业员工都有共同的健康的价值观，那么企业的诚信就是发端于内心的必然之物。

　　在竞争中追求利益是企业的主要行为之一，因此，帮助企业实现道德与利益最佳结合的义利统一原则，就是商业伦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义利之辩早在儒家文化盛行时就开始，是东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按照叶陈刚的解释，在适合现代企业的新义利观中，“义”和“利”不再互相对立，凭“义”能获“利”， “义”之所在才是真正的“利”。由此，义利实现了统一。这样的原则一方面允许企业或个人在竞争中追求自己正当利益，另一方面防止因一已之利而妨碍他人的利益追求。这个原则认定，公众利益是企业永远的追求，个体利益是“义”的物质支撑，短期利益要服从长期利益。

　　商业伦理中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公信规则，因此，叶陈刚提出了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为了说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他引用了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说法，“效率实际上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一个是道德基础，只具备效率的物质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的效率。”

　　公平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包括对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再分配。而这种分配的公平性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地位的平等；第二，权力的平等；第三，机会的平等；第四，分配的平等。不过，叶陈刚在这里特地补充道，“分配的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不等于吃‘大锅饭’”。

　　尽管公平性在叶陈刚看来，是影响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发挥的主要因素，但他还是认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伦理原则，因为“效率问题是企业壮大的关键要素和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企业把正确的伦理落实到每个员工行动中的最好的媒介。然而，要成功塑造一个包含商业伦理的价值观，叶陈刚认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应该成为首席道德官，“不是说CEO 一定要去担当首席道德官的职务，但是，他应该比企业其他人对伦 理有先知先觉，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员工完善。”

除了文化和价值观的浸润，叶陈刚也提醒，还需要将伦理固化到制度和具体责任中。他认为柳传志在联想就很好地打造了这样一个伦理执行体系。柳传志首先以身作则，通过行动彰显其正直、利他、守信的价值观，同时，他亲自抓联想文化建设，用他笃信的价值观作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严格、细致的制度来形成行动边界，保证这些价值观能得到长久不懈的坚持。

　　作为社会公民，企业的伦理行动还必须延伸到企业之外。履行社会责任就是一个主要的外延渠道。“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外部的承诺，是他们内心的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外在化。”叶陈刚认为，这种外化会给企业带来一种伦理行动的自律以及来自外部的监督。因此，这样一种外延的伦理行动，也会给企业带来价值：首先，企业在向外部传递正能量时，就会收获外部的认可从而促使品牌价值的提升；同时，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维护，也有助于自身生态圈的健康持续；另外，还可以通过主动履行责任规避法律或管理风险，至少可以减少风险损失；还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日益得到投资者的重视，并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因此，叶陈刚呼吁企业要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并养成向外界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习惯。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叶陈刚也研究制定出了一套包括4大部分16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该体系将社会责任分成道德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慈善责任等4 大部分，16个指标衍生于这4 部分之下。依据这个体系，2009年叶陈刚对195 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经济责任，其次才是道德责任、慈善责任，最后是法律责任。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大多数企业只履行了经济责任，并未重视其他三个指标。叶陈刚解释，因为与其他三个指标相比，经济责任可以很好地用数据来说明，而对于其他难以定量的因素，企业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它们更愿意通过数字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如通过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努力为股东带来更高回报等，都能吸引潜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尽管企业对社会责任有这样的偏好，但是叶陈刚提醒，其他三个责任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重视法律责任，如关注员工权益，加强可能给员工带来危险的工作岗位的安全检查，就能减少安全事故，也能降低诉讼事件，为企业赢得好名声。

附：原文报道链接

http://www.ceconline.com/strategy/ma/880006684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