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兆祥：金融学苑的耕耘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3-2-27 记者：柏晶伟)

邱兆祥简介：

邱兆祥，1941年6月生于湖北省利川市。 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湖北大学），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博士生导师。

邱兆祥长期致力于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勤于笔耕，除在国内报纸杂志发表400多篇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20余部著作，代表作有《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在学术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集》、《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和《趣味经济学》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邱兆祥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诸如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国有银行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区域化以及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教育等理论问题发表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近期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一书中，邱兆祥作为代表人物入选。

记者与邱兆祥教授相识于2003年夏天。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在北京金融街举行研讨会，茶歇时一位憨厚可亲、满面笑容的老教授走到记者面前：“你好！我是邱兆祥。”邱老师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恭、随和、善良、平易近人，与他所从事的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应该”打磨出的果断干练和锋芒毕露的个性，多少有些出入。近10年过去了，邱老师已经72岁，他的谦恭和随和没有丝毫改变。

2013年农历春节来临前的一个周末，记者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逸夫科研楼又见到笑容可掬的邱兆祥教授。

从1965年大学毕业以后，邱兆祥一直在大学讲坛上授课解惑。几十年来，他对自己的专业领域金融学的兴衰起伏，有着切肤之感。特别是对于一位长期从事高等院校金融学教学的学者来说，他的从业经历就是中国金融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打开了这面镜子。

孩提时代心中的梦

邱兆祥出生在湖北省西部群山怀抱的利川市。祖辈原是书香门第，家境较殷实，后来衰落。由于受家庭熏陶，邱兆祥从小就爱读社会科学类书籍，成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是他孩提时代心中的梦。

邱兆祥自幼丧失父母，从懂事起，就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由于家境不宽裕，上学不易，促使他读书特别用功。1961年邱兆祥考入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邱兆祥从小就喜好人文历史，他报考的是中文系和历史系，不料却被分配到经济系财政信贷专业。在大学读书期间，由于受到谭寿清和侯厚吉二位恩师的影响，邱兆祥逐渐对金融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以学习和研究金融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是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国财经院校的课程主要是参照前苏联的财经院校和按计划经济的要求设置的，主要教材也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只是加入了我国货币金融问题的内容。就当时的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而言，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银行信贷》、《财政学》、《国民经济计划》和《银行会计学》等20多门。在那个年代的财经院校，无论是教科书的内容，还是教书育人的学者，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认识都是很肤浅的。邱兆祥在大学期间除认真学习专业课教材之外，还特别重视阅读名师大家的原著。邱兆祥说，只有阅读原著，才能深切体会学术大师们在研究成果中的活水般的思想内涵、独到的见解及其在理论上的贡献。一部部经典名著犹如一座座金山，如果能刻苦学习和掌握一部大书，就如同挖掘到一座金山，必定会有取之不竭、终身享用之功效。

1965年，邱兆祥大学毕业了。作为一名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他被分配到北京，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即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担任助教。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解散，邱兆祥调到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经济学组担任讲师，讲授政治经济学理论。邱兆祥还曾在中国工运学院（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教研室任教两年。 1988年调入原中国金融学院担任教职。 1999年中国金融学院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并，邱兆祥成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邱兆祥一直以教书为生。从1996年开始，邱兆祥先后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邱兆祥现已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近70人，毕业和出站的博士和博士后约50余人，大都已成为各自岗位上的栋梁和学术中坚。除教书而外，邱兆祥还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经济金融学理论研究。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探求高深学问的场所，出于对所学专业的挚爱和做点学问的理想追求，自从跨进北京高校的门槛开始教书和学术研究的生涯，近50年来，邱兆祥说他已习惯于蛰居书斋，常年徜徉在经济金融学园地里耕耘。

《资本论》铺就学术研究之路

回望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学界学术精英的研究轨迹，大凡在日后多多少少可以称之为“有所建树”的学者，无论是留苏归来，还是本土培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世界经济学发展史上也许是个特例。

1965年邱兆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一年后邱兆祥由广西参加“四清”后返回北京时，文革正处于狂热阶段，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两派武斗激烈，邱兆祥却躲在屋内专心攻读《资本论》，而正是《资本论》铺就了邱兆祥的学术研究之路。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邱兆祥早年潜心致力于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问题的研究。为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邱兆祥翻破了《资本论》，做了二三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有一次有位同事看见他在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书页上划杠杠，写评语，十分惊讶，好心提醒邱兆祥别犯政治错误，入迷读书的他也被吓了一跳。而正是读书人对政治的冷漠才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之中，探寻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宝藏。

邱兆祥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他除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20多篇论文外，还于1993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花工夫撰写的《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一书。这本15万字的专著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问世，却花去了他十多年的心血，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该书内容丰赡，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对推进马克思在货币金融领域里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内容浩瀚的经济学文献中，货币理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邱兆祥在公开发表的《试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把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从《犹太人问题》到《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萌芽阶段；（2）从《伦敦笔记》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的《货币章》，是马克思货币理论从开始形成到逐渐成熟的过渡阶段；（3）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完成阶段。邱兆祥对上述经典文献，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从与邱兆祥的谈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货币理论形成过程的历史脉络。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系统性研究还比较少，排斥多于学习和借鉴。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对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批判过多、而不太注重其科学成分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邱兆祥撰文写道：“马克思在对李嘉图、穆勒的货币数量论评价时，也时时注意了他们的正确因素，并用以发展自己的货币理论，我们也应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邱兆祥在当时已明确主张，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论，反对一味批判。 “只有经过革命的批判，实行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才能发展我们自己的货币理论。我们只能在批判中学习，在批判中吸收，在批判中前进。 ”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金融学界对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少有关货币金融理论问题也缺乏认识。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现实流通中的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作为货币符号，没有法定的含金量，其价值是什么？社会主义货币的本质应当如何认识和表述？人民币的发行怎样才能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货币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究竟有哪些作用以及如何更加充分发挥其作用？此外，随着我国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还出现了大量新的与货币相关联的自由兑换、利率、股票、债券和金融市场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我国当时的金融学界。

邱兆祥在深入分析了上述诸多问题并通过认真钻研马克思的有关著述后认为：马克思的有关著述虽然是以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银行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但大多涉及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因而具有适用广的特点。马克思在考察货币、信用和银行问题时所阐述的许多一般性的原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货币、信用和银行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银行信用体系，均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邱兆祥同时指出，马克思在探讨货币金融问题时所作的某些结论，由于今天的现实与马克思在当时的设想存在着差别，因此不能一概套用，而必须在以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中的基本思想或原理为指导的同时，对某些具体结论应当注意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

基础理论研究是源头活水

作为我国金融学界年高德劭的学者，邱兆祥多年来以相当大的精力关注和参与探讨金融学科建设问题，先后发表了近30多篇相关研究论文，系国内在该领域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究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的 “专业户”。邱兆祥新近出版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一书，就是他辛勤耕耘多年的学术结晶。邱兆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融会吸收国内外在金融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紧密联系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邱兆祥认为，由于我国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上多年来偏重于对策研究，对金融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没有把金融学基础理论研究摆到应有的重要位置。因此，直至今日我国在现代金融学理论方面仍处于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国内金融学与国外相关研究差距仍然存在，普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较差，缺少科学研究和实证研究，缺少高水准的论著。我国金融学界具有原始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至今仍无人在现代金融学领域的某个方面做出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设和模型。在国际金融学界所发挥的作用与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邱兆祥对这种现象满怀忧思，说话间充分体现出这位资深学者关注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发展的胸襟与情怀。

邱兆祥提出很多富于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可行对策。他强调，要把金融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摆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从我国目前金融研究的现状看，对策性研究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作为对策性研究科学依据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较弱，涉及现代金融学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仍较少。金融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客观上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学者以主要精力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金融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但更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理论研究的书斋型金融学者，进行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纯金融学理论研究，探索金融学学科的理论前沿问题。

邱兆祥认为，如果说应用研究是侧重于“求用”，那么基础理论研究则是侧重于“求知”。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与创新，解决具体金融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邱兆祥说：“加强金融学科建设，提高其科学性和系统性，有助于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邱兆祥认为，我国的金融理论的发展，单靠一味地学习、借鉴和照搬西方肯定是不行的，这样不可能指望在学术研究水平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学科建设贵在创新，创新是金融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在金融学理论研究中，要大力倡导和鼓励原始创新性研究，在别人熟悉的金融学的某些领域里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金融学的研究工作中不仅要有学术深度，更要有学术创新的力度。中国的金融学者要有敢于标新立异的气魄以及超越西方学术的勇气，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风格，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以此提升在国际金融学界的话语权。

邱兆祥向记者描绘了金融学学科体系。他说，金融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至少包括六个部分：其一，对象，即定义和研究内容；其二，原理，即基础理论，包括一般概念、基本内容、主要流派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三，应用，即实务基础知识；其四，分支，即各分支学科与主干学科的关系；其五，方法，即主要研究方法；其六，趋势，即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繁荣学术，人才为本

任何一门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特别是学术带头人。我国金融理论研究人才队伍虽然庞大，但人才结构不均衡，高端人才严重不足，能跻身国际金融学理论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拔尖人才更是奇缺。这已成为制约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学理论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因此，加快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层次的金融学研究人才已迫在眉睫。

高层次金融人才的培养，主要靠高等金融院校。邱兆祥认为，鉴于我国开设金融专业的数量已不少，但大多数学术层次和教学水平不够高，培养高层次人才能力薄弱的状况，我国的高等金融教育必须从粗放型、外延式的数量扩张转变到注重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上来。金融专业的数量需要稳定，重点需要突出，质量需要提高，切实把学科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长期在高校从事金融学教学工作的邱兆祥，对我国高等金融教育的现状更是深有体会。

邱兆祥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金融教育的质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出重点，实施名牌战略。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和学术声誉，择优挑选若干所高校的金融专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对象，集中有限的财力加大投资力度，使之在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方面更加突出，成为社会公众认可的“国家队”或名牌。在金融类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塑造几个名牌，充分发挥名牌的先导、示范和辐射效应，有助于带动我国高等金融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并能争取有若干所以金融学科为重点的高校早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使之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的重要基础。

邱兆祥说，教师是教学的主体，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高校金融专业已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和实力的教师队伍。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支队伍还远远不能适应金融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学术层次不够高，为学术界公认的高层次专家所占比例偏低，特别是能站在高端位置，能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并享有国际声誉的金融学教授更是凤毛麟角。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邱兆祥认为，要振兴我国的金融教育，除了要重视全面提高各高校金融类专业教师的整体素质之外，还必须高起点、大力度选拔培养优秀学术骨干人才。金融类院校把振兴金融教育的着力点放在培养和造就优秀学术带头人上面，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能较快地推动我国的金融教育向新的更高层次发展。

我国的高等金融教育还需要逐步实现从模仿和跟随向自觉发展转变。邱兆祥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金融教育主要是照搬前苏联的教育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高等金融院校在课程设置、教材、案例等诸方面，越来越多地模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教育。邱兆祥认为，对国际一流高等院校金融专业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式的学习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与国际金融教育界的沟通、对话和交流，而且还有助于加快中国金融教育的发展步伐。我国金融教育存在着与其他许多学科教育相同或相似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学习和借鉴多，自主创新少。我国的金融教育不能老是停留在“拿来主义”的阶段，不能老是主要依靠从国外“拿来”需要的现代金融理论知识和教学经验。我国的金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通过勤奋努力迅速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和教学水平，争取推出一些能被国内外特别是国外金融教育界认可的有分量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我国金融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应当逐渐实现从模仿和跟随向自觉发展的转变。这不仅关乎着我国金融教育的兴衰成败，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业的未来发展以及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和实力。

附：原文报道链接：

http://lib.cet.com.cn/paper/szb_con/1525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