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高峰论坛”
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1届年会综述
郭 飞
（原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1届年会，于9月17-18日在京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顶尖研究机构、相关部委、著名高校的140多位专家学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主流媒体和权威学术期刊负责人莅会。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程恩富学部委员致开幕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玲致欢迎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吴树青教授致贺辞。吴主任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紧扣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这一主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进一步发挥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作用；第三，不断加强学会的学风和队伍建设，努力造就高素质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经济理论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学部委员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圣明学部委员分别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
与会专家学者紧密围绕大会主题，重点研讨了五个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自主安全发展
程恩富学部委员指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情况来看，曾出现过两个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和控制的趋势。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最终将导向全球社会主义。这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运动规律决定的，同时也与其政治文化制度密切相关。换言之，走向公正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各种危机、混乱、暴力、犯罪、贫穷乃至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卫兴华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我国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基本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带来许多风险和挑战。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不仅积极参与并牟取其最大利益，还企图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有效应对。
炮兵学院汪冰副教授指出，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空前突出。我国至少面临四大威胁，即产业安全威胁、技术安全威胁、金融安全威胁和信息安全威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和陈敏娟博士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凸现了我国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确保金融安全的必要性。为此，应完善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促进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提高监管的动态适应能力；应加强国内宏观层面的协调机制，拓展国际和地区金融交流与合作。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曹雷副教授认为，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来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是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所谓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即主要依靠本国完备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力量和资源，体现本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发展成果由本国人民共享。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教授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经济发展动力上应坚持内需与外需并重，在经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上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经济发展效果上应坚持数量与质量综合评价。
苏州大学孙永正教授指出，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方式是现行发展理念与管理理念的产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应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取代经济建设为唯一中心的理念，从政府主导投资经营的理念向政府主事公共服务的理念转变，从投资多多益善论向保障国民消费增长和引领消费升级的理念转变，从数量与规模优先论向质量与效益优先的理念转变，从GDP增长为标杆的理念向全面改善民生福利为标杆的理念转变。
复旦大学顾钰民教授提出，要使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要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体制和政策三大条件。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条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作用。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条件，就是要完善消费品生产（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投资体制；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初次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条件，就是要对有利于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为制定鼓励性政策，对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为制定限制性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林跃勤主任结合前苏联在经济赶超与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保障;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成果分享水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汉川教授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中小企业应主要实现三个战略性突破。一是，应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银行，努力办好“创业板”市场，实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战略性突破。二是，应改变我国当前对中小企业多头管理、“五龙治水”的局面，建立全国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应将“抓大放小”真正转变为“抓大促小”，实现政府对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战略性突破。三是，应实现我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战略性突破。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刘国光学部委员提出，有些学者和媒体把“国富”与“民富”并列与对立起来，并不确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国经济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仍居世界第100位之后，因此不能说国家已经很富。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过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已经很富，大多数国民富得不够，有些人甚至很穷。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不是“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人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甚至贫穷的矛盾。由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财富来源的特殊性，中国富豪积累财富的时间超短。我国完成一部人先富起来的任务所花的时间极短，而完成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却遥遥无期。要扭转贫富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并不需要什么“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而是需要明确宣布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胜利完成任务，今后应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即逐步实现由“先富”向“共富”的过渡。
卫兴华教授提出，所谓两极分化，并不仅指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两极分化既包括绝对的两极分化，也包括相对的两极分化。我国当下富豪的资产仅次于美国。我国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相比，财产差距更大。要消除两极分化，靠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措施是不够的，根本途径是发展与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王飞研究员指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工资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低工资与平均主义并存；高度统一，缺乏弹性；低工资与高补贴、泛福利并存。在体制转轨时期，我国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总体的低工资与局部的不合理的高工资并存；白色收入、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并存；广大职工的低工资与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引发的高支出并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国不同时期低工资制度的成因有显著区别，但其基本原因则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与 “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所致。从长期来看，我国低工资制度应逐步向中、高工资制度转变。他们还提出了 “十二五”时期改革与完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体制机制的新建议。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根据调查研究和相关统计资料，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资本挤压中方收入、利税侵蚀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工资集体协商办法不够完善。对此，他提出应重新认识劳动力低成本问题，防止和抑制利税对工资的侵蚀，缓释与消除国际资本对劳工收入的挤压，缩小企业管理人员与生产工人的收入差距，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改进工资集体协商办法。
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应是自建国以来经过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制度特色的、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条，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立言研究员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表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生产社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逐步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不断扩大民主管理，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民主措施，保证支配管理权的行使真正代表全体劳动者利益，逐步缩小人们在生产资料支配管理权方面的差别。为此，既要保证全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通过他们委托的经营管理者的现实支配和管理在经济利益上得到实现，也要根据现实条件与可能使全体劳动者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广泛参与管理活动，以真正体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华荃认为，遵循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规律，我国现阶段必须坚持《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基本特征。为此，必须进一步端正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加强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宏观调控，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研究员认为，能否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在于跨越主体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组织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强的制度优越性。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既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将其市场化深度嵌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实现了GDP总量的持续扩张，也由于与国际接轨的低级方式而削弱了其自组织能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结构上，从而使跨越成为泡影，取决于复杂巨系统内部高阶子系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阶子系统（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的反复较量和复杂斗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高房价已成为我国当前各界人士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他提出，房价不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而应以政府管理为主；政府对房价加强管制，不仅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他还提出了对不同住宅实行分类定价、对不同住宅用地与标准实行细化管理以及对房地产行业加强监管等建议。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杨圣明学部委员指出，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其包括国际价值的成因、国际价值的实体、国际价值的实质、国际价值的量、国际价值尺度、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价值转形等。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真正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既是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也是引导全球化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更是我国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互利共赢战略）的理论基础。
程恩富学部委员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经历了“引进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强调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三个阶段。当前，我国应进入第四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应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国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等认为，我国应调整过度外向型战略，实施外向型与内向型相结合的新战略。实施外向型战略的重点应调整为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培植优势产业。实施内向型战略的重点应调整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关键的幼稚产业发展成熟，不再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卢进勇教授提出，我国目前已成为国际投资大国（引进外资规模居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居世界第五，资本要素流动规模居世界前列）。“十二五”时期，我国应积极利用国外产业重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机遇，加快由资本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转变，努力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其基本途径是：（1）放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2）实施国际品牌战略；（3）完善对外投资法律保障体系、政策促进体系、服务促进体系、风险防控与预警体系；（4）积极推进含投资内容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