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自主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1届年会”综述
徐则荣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1届学术研讨会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高峰论坛”，于2011年9月18—19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吴树青、卫兴华、杨圣明、程恩富、文魁、陈德华、胡钧、胡乐明、郭飞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学部委员致开幕辞，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教授致欢迎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致贺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学部委员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原所长杨圣明学部委员作了精彩的演讲。会议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为主题，展开了深入和热烈的讨论。
一、经济全球化与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与会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转变中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和对策、实现有效转变的条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吴树青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推进，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相当突出，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程恩富重点论述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准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程恩富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可从两个层面来描述和界定。一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二是从现阶段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的意义上说，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和扩张的趋势。轻易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经济全球化，并由此来制定社会经济战略和策略都是不可取的。二战后世界上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全球化：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不过，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向全球社会主义，这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相关。面对当前低迷的资本主义经济，程恩富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枷锁，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二是在政治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正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重建稳定、繁荣、有序的多极发展格局；三是在文化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承认和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的差异性。第二个难题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世界基本经济矛盾是什么？程恩富指出，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第三个难题是：我国要不要和如何加快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程恩富主张要从过去的“引进来”单一战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战略、自主创新的战略向根本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自主发展战略转变，即实施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和高效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
卫兴华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利用外资和外国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带来风险。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向依靠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方式转变。
与会者一致认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主张要以民生为导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政策选择上要充分体现发展的实质和民生价值取向；注重生产力的价值标准，努力增强能够提升民生的生产力物质基础；依据三维财富标准，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引导发展方式转变和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大力改善分配关系，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利益兼容体制机制；从人民群众共同利益出发，加快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有助于改善民生的多元化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准转；从改善民生角度出发，探索完善改革发展模式的方向、目标及政策选择；积极探索以幸福指数为领衔指标的民生福利综合评价系统，加强对居民民生福利的科学动态评价。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主张以“分享型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所谓“分享型经济发展方式”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定位；它是以利益分享作为前提的经济增长；它是涵盖了以人为中心的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与会者普遍认为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动力过度依赖外贸进出口；经济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外资；经济发展效果评价过度依赖GDP指标。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教授强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到四个坚持：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经济发展动力上坚持内需与外需并重；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经济发展效果上坚持数量和质量相融合的综合评价。徐州行政学院方竹正教授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向消费需求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变。新疆石河子大学龚新蜀教授主张逐步实现以消费和政府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转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黄铁苗教授主张通过推进城镇化道路扩大内需。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主张一要对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降低能源强度与碳强度，从根本上突破经济发展瓶颈；二要对外据理力争，积极与发达国进行碳博弈，做一个碳外交强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权。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岳宏志教授和朱承亮博士认为，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强以“退二进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源效率，逐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同时加强环境治理，提高政府的环境治理强度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力，在节能减排中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同时，要注意到减排约束指标不能实行“一刀切”。
复旦大学顾钰民教授认为，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效果所以不理想，主要问题不在于人们主观上不想转变，而在于转变的条件不充分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推进。要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要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创造完善的市场条件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作用；第二，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第三，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自主安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GDP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大大缩小。但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整个西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如何增强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正确处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成为与会者讨论的聚焦话题之一。
南京政治学院曹雷副教授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为了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对我国的危害，我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所谓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完备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智慧和资源，必须体现中国人民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经济发展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中国自己人民而非他国人民，表现在发展成果上就是由中国自己人民共享。否则，我国经济有沦入外国资本依附型的危险。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在于：在上层建筑层面，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主权方面，必须彻底纠正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制度上的“内向歧视”或“自我歧视”实践；在文化主权方面，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正得到体现，使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潮真正得到抑制；在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层面，必须真正做到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在生产力与生产力源泉层面，必须坚持科技的自主创新与形成科学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价格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指出，当前七大内在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它们是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安全意识薄弱；有意忽视和故意掩盖隐患与风险；认识偏差损害维护的有效性；防范风险能力低，且参差不齐；不正确的改革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不适当的开放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伤害。
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认为，为了警惕和排解新自由主义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我国需要构建消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和危害的“防火墙”，即加快实现金钱至上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转变；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发展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依赖不断完善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经济上人民当家作主；建构公有企业人力产权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足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强大国防。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李济广教授强调，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关键在于：国有经济的数量和布局必须满足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要求；审慎而正确地实施股份制和产权多元化；局部地区和单个行业也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资本预算不能削减而应增加国有经济资本；国有经济重组和改革不能搞国退私进，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谭芝灵副教授主张我国应夯实基本经济制度，捍卫意识形态安全，在巩固并创新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深化国有企业规制改革；规范政企权能，建立劳动者所有权制度；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引导私营企业规范分配，形成政府、工会与出资方三方参与的协调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绝不能依赖西方经济学术理论；给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错误思潮以更多的平台与话语权。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和陈秋贵助理研究员从产业转移角度、同济大学汪洪涛副教授从自主标准角度分别就我国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前者根据发展中国家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将产业转移分为被动式产业转移、自发式产业转移和主动式产业转移，认为被动式产业转移易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具有从属性，只能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很难进行技术创新，永远处于价值链的末端，主张中国走主动式产业转移模式。后者指出近年来自主标准、自主品牌、自主资本、自主技术的缺失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究其原因则是没有形成自主知识创新体系，而自主创新体系缺失的根本原因则是自主标准的缺位，作为大国的中国，若想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构建自己的产业技术标准--中国标准。制定自主标准时要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要降低对外国标准的路径依赖性，提高我国产业发展路径的自主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新特征和金融监管体系新趋势角度探讨了我国金融安全问题，指出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关键在于完善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促进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提高监管的动态适应能力；加强国内宏观层面的协调机制，拓展国际和地区金融交流与合作。
三、经济全球化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走出去”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稳定、协调、快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与会者认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仍需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大家分别从产品内分工经济周期国际传导的产业差异、企业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如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如何加快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建设、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角度论证了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不同路径。
南京师范大学田文教授通过研究中、美两国制造业中产品内分工程度不同对经济周期波动传导影响的差异，认为我国应力求分散FDI来源国，以减少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依赖，以避免局部地区或单个国家经济波动的风险；启动内需发展经济不是全面开花瞎使劲，而是有所选择，在不违背国际规则的前提下，政策支持应当倾斜于VS比值比较大的产业；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尤其是在高涨与萧条的阶段，需要区分产业考虑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则荣教授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在“政府指导、企业决策”的原则下注意防范风险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即加强东道国的风险评估和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披露；建立和完善境外风险预警制度，有效防范风险；建立风险内控机制，强化安全风险管理；强化企业风险意识，计划“走出去”的企业在走出去前应对当地的政治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规范银行保函业务，降低银行保函风险；积极融入当地社会，造福当地，实现双赢；加强本土化建设。
河北经贸大学王小平教授强调，为了顺应全球化趋势，我国必须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高度重视服务贸易的战略重要性，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即强化以服务出口为重点、以引进促出口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强力推进国内服务产业的发展；强化服务企业竞争实力；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
对外经贸大学卢进勇教授指出，加快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做好组织结构子体系、法律子体系、政策子体系、服务子体系、风险防范子体系、国际协调子体系和评价子体系的建设。
四、经济全球化与探索经济发展规律
自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深深打上了经济全球化的烙印，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给中国带来风险，探索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不仅可以推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为处于同样经济全球化下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魁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实现人民整体利益，而实现整体利益的微观基础就是国有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应该而且能够对整体利益负责，作为以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的国有企业的神圣使命在于：以人为本，引领科学发展；讲究质量，带动社会诚信；维护劳权，提升劳动报酬占比；冲锋陷阵，解困突发危机；平抑物价，平衡市场供求；注重文化，引领文明进步；节能减排，推动绿色经济；管理科学，领跑制度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胡乐明教授深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汇率变动和区域一体化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得出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但也必须争取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从而制定对中国经济相对有利的规则；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经济的历程中，国家适时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求是》杂志社郑宗寒研究员指出，近年来有人称我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一强国”这可能是出于善意，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中国发展崛起感到高兴，在于强调社会主义的优势。但有的则别有所图,必须警惕。郑宗寒研究员认为我国在世界上仍居中等发展水平，称不上“发达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数量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劳动生产率低、单位国土面积生产率低和人均经济占有率低；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质量看，当前我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结构落后；工业生产能力与社会发展要求不平衡，工业劳动手段结构落后；产业结构不平衡，结构比例落后；劳动力素质不平衡，结构落后。我国由中等发展水平向发达水平前进，关键是发挥我国优势，克服弱势，转变发展方式，抓好几个促进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一是抓关系全局和关系长远发展的关键技术。须在关键领域、关键产业、别人所没有涉及的范围和项目上有重大创造突破；二是攻克规模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瓶颈；三是发展农业，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四是推动各个行业、部门和全国各地区发挥优势，各展所长，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五是要抓精神文明。
湖南商学院党委书记欧阳峣教授指出，经济学发展遵循一条基本规律，即经济理论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的经济现象的重要程度。近年来，大国经济现象日益成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现象，科学地解释大国经济现象，从大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中寻求大国经济发展规律，构建大国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已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大国经济研究应着重于大国经济发展、大国体制转型和大国政府管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大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其它大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卢根源助理研究员认为，经济互构规律昭示我们必须走科学富裕的道路。科学富裕的道路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国有企业。
五、经济全球化与深化财富和收入分配改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与会者认为，分配体制的改革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我国财富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的诸多矛盾，解决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意义重大。
刘国光就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富优先，而不是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造成我们国家国富民穷或者国富民不富。这种将国富和民富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国富和民富之间不是完全排斥而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增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居世界100名之后，所以不能认为我国很富。就民穷来说，我国大部分国民不富，甚至很穷，国内一方面是内需不足、消费率低，另一方面奢侈品市场热销，这个巨大的反差表明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说民穷或者民不富。现阶段造成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原因，不是国富优先和民富滞后的结果，而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多数群众未能跟上，走在后富的道路上反而陷入相对的贫困或绝对的贫困的结果。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不能在市场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自动实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核心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而不是国富与民富的矛盾，克服与扭转两极分化需要政策转向，不是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的政策，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
卫兴华指出，所谓两极分化，不是说穷的越穷，而是既存在绝对的两极分化，也存在相对的两极分化。那么，贫富两极分化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失败了呢？卫教授指出，如果从生产力发展来看，不能说失败，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到全世界第二，我们国力增强了。从生产力发展来看，没有失败。但是，从共同富裕来看，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来看，从我们国有企业、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完善来看，应该是失败的。当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关键在于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主导，搞好国有制经济，搞好国有企业。
海外知名学者黄树东先生深刻地指出：西方面临着和平衰落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西方社会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美国当前面临失业率过高、债务过重和房地产低迷三座大山，中下层财富大大缩水，消费的低迷导致内需的萎缩，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分配不公是美国经济迟迟不能复苏和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不是短期的货币刺激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其他国家施以援手就可以摆脱的，如果解构福利社会，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社会信仰的危机，但如果维持福利社会，又不愿向富有阶层征税，债务危机的泥潭只会越来越深。因此，现在全世界各国政府最大的竞争就是看哪国政府能够率先解决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问题，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机遇，只要解决好了内部的问题，中国很有可能赢得未来的一个世纪，而内部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当属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如果不能下大决心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或者是不能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在恰当的时间窗口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有可能面临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分析了中国体制转轨时期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特征，并指出造成低工资的基本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建设的某些重要指导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且日益显性化，在利益博弈中广大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利润、税收、资本积累侵蚀工资，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国民收入格局严重扭曲；权力寻租，行业垄断，某些资源类产品价格过低；个人收入分配的体制与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通过对广东省十多家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员工座谈和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看到企业分配中存在国际资本挤压中方收入，利税侵蚀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等突出问题，调整企业分配关系、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的出路在于重新认识劳动力低成本；防止和抑制利税对工资的侵蚀；缓释和消除国际资本对劳工收入的挤压；缩小企业管理人员与生产工人收入差距；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指导线政策；改进工资集体协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