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2011年09月26日 记者 姜欣欣）

为了进一步探求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策略、增强经济安全的意识，日前，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安全论坛（2011）”在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关注产业安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刚在开幕式上致辞，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主持了本次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发表了演讲。

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刚认为，围绕加快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线，如何更好地切实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正在成为“十二五”期间维系我们民族经济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课题。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夯实企业安全基础的必要准备和条件。从国内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能源、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日益显现。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也接近极限，外延性扩张模式在有的地方难以为继，如果我们不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今后我们国家产业发展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空间也会越来越小，道路也会感觉到越走越艰难，产业安全也会潜藏越来越多的风险。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大国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一系列的产业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才能使我们国家的产业体系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也才能真正维护我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安全。另一方面，构建我国的产业安全体系，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也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条件。产业安全作为一种国家利益，首先它是属于本国国民的利益，那么，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状况，客观上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的内容。研究产业安全问题就要涉及到产业安全状况的衡量，判断产业安全与否离不开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我们只有积极构建产业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法律体系、形成维护产业安全的管理体系，才能够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合理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研究员认为，从传统上看，很多安全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外交的独立、民族的完整、国家主权这些方面。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新趋势导致安全的概念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扩展，我们现在也开始重视经济领域的安全，包括由人口、资源、市场竞争、外资兼并等方面带来的一些经济安全问题。当然，目前在整个安全系列中，经济安全还没有被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还没有把经济利益当作核心利益进行研究和战略部署。相信经过学界和社会的推动，将来很可能会逐步地将经济安全或者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予以考虑。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刘锡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发展的很好，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尽可能把风险和危机减到最低的程度。从国内环境看，这些风险包括：第一，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近30年以来的增长可能会面临一个下滑的趋势，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需求或者消费能力不足，特别是个人消费这一块比重太低，并且是呈下降趋势。居民的收入分配低、收入差距大导致整个分配结构中劳动者占的比重太低，资本所有者占的比重太高，这直接了影响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且工薪阶层对未来缺乏一种稳定的收益预期，加上对未来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担忧，导致民间消费欲望不强。第二，投资表现不佳。投资环境的恶化、政府投资的低效率普遍存在，特别是产业投资收益率太低，好多地方出现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脱节的现象，本来金融资本很重要的是要结合产业资本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包括浙江的老板，过去有钱的时候一定要投企业，现在不投企业，都想做投机了。做投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三，外贸没有根本好转。最近我们外贸增长好一些，但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情况比较好，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仍然不行。出口对整个经济的贡献率现在是持续下降的，甚至从目前来看基本上还是一个负数。第四，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风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看得见的债务，实际还有更隐性的债务。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政府平台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会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则包括：第一，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之后，出现新的风险。第二，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成为全球金融风险危机损失被转嫁者和承担者的风险。第三，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金融主权维护的风险。

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及相应策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研究员就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与对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着四大制约：其一，耕地资源的约束。我国有12.8亿亩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0%；2010年，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49.6%，相当一部分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属于工程性缺水，每年旱灾影响粮食产量10%左右；耕地耕层厚度减薄，养分缺失。统计表明，我国耕地耕层厚度已从建国初期的22厘米下降到16.6厘米。按照农业部的测算，全国中低产田改造亩均投资约需1200元，亩均增产80.5公斤。按我国近期具备改造条件的8.75亿亩中低产田计算，约需投资1万亿元，增产700亿公斤粮食，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影响深远。其二，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农业用水约占全社会用水的三分之二，虽然农业用水每年短缺约300亿立方米，但农业用水效率低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中国农业用水效率仅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和大型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作为水利的“毛细血管”，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却严重滞后。近年来，我国严重旱涝灾害频发，突显了农田水利建设滞后的硬伤。水利投入严重不足在于缺乏稳定增长的机制——县级财政无力投入,省级财政投入有限，中央财政投入杯水车薪，农民投工投劳难以组织，资金投入渠道分散。其三，我国作物种业“小、散、弱”竞争力不强。我国种子公司约8700家，99%没有研发能力，前10家最大种子公司市场份额只有13%。而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两家公司就占美国玉米种子市场的60%。其四，粮食比较效益低、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约束不断强化。粮食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粮食劳动生产率不易，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很弱，当成本提高时，很容易推动粮食品价格的上涨。否则，就会出现粮食供应紧张。为此，韩俊建议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突出投入重点：一是大幅度增加对良种培育、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机械化、小型农田水利、市场流通基础设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等的投入力度。二是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问题，需要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教授也十分关注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他认为，目前学界对国内粮食需求增长的趋势无异议，但是对增长幅度意见不同，而实际上需求增长速度可能大于预期。官方预测，到2020年，粮食需求大致在5.7~5.8亿吨左右。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有所低估。2009年粮食生产为5.308亿吨，而2010年谷物净进口447万吨，大豆净进口5462万吨（进口5480万吨）。粮食净进口数量与前一年产量之和已经达到5.9亿吨。如果假定这一期间库存没有发生变化，2010年粮食消费需求已经超过了2020年预测的数量。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上，我们必须基本自给。为此，柯炳生提出如下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战略思路：一是要加强国内生产能力，这是关键，是基础。一方面必须严格保护耕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仅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态度。另一方面应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素质。二是要提高粮食转化效率。饲料转化率提高10％，相当于增加2000多万吨粮食生产。三是要引导消费结构调整。应增加对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的消费，减少对稻米的需求。多消费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健康食品。四是要适当进口弥补不足。主要是弥补土地密集型产品的不足，包括大豆、油料、棉花、小麦等，同时要保证粮食自给率达到90％、谷物自给率达到95％。

金融安全意识的增强及体系构建

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魏革军研究员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确定性意味着一种风险，如何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如何将安全的理念引入到我们经济改革、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我们能做到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重要方式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从金融角度来讲就是要保持我们金融的稳健性。金融的稳健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我们通常说的稳健，过去我们在教科书上讲到的包括一些国家能借多少外债，保持多少外汇储备，不良资产比例能控制到什么程度等。二是我们要上升到动态的、可持续性的高度去理解。三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个市场是否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外部的冲击和风险。也就是说它的免疫力、市场调节能力足够强。如果能从这个三方面去考虑金融改革和发展，我们金融业是可以做到安全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实际上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我们觉得急需从技术和专业的层面上来改进我们国家的金融宏观管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还面临着中国经济的转型，通过我们金融业的转型来促进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更好更快地发展。从技术和专业的层面来讲，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同时要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中央银行是面向公众的，面向整体市场的，我们很多学者也好，其他的利益主体也好，平常对货币政策这个层面关注很多，但是对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负债情况关注的很少。比如，今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后，很多金融机构通过理财业务进行大量的产品创新，但这方面的监管基本还是空白，而实际上表外业务更容易出问题。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层面来讲，完善金融制度、金融服务体系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包括利率、汇率、储备、资本项下的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这些问题在“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的时间里都需要加以解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教授也对金融安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他对金融安全作出界定。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子概念，核心是金融稳定、金融主权及金融自主性。决定金融稳定的因素包括:金融风险(风险的累积、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主要是货币、银行、外债、系统性金融危机)；跨境资本流动(热钱流动)；金融创新。决定金融主权及金融自主性的因素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外资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外资金融机构和外国投资者对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力、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对主权债务的影响力。本国视角的金融安全是看本国的金融主权和金融稳定；全球视角的金融安全则是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决定本国利益的满足程度)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其次，他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和国际层面对危及金融安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微观层面，他特别提到金融创新对金融安全的挑战：金融创新往往突破金融监管,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屏障；金融创新拓宽延长金融关系链条,易由微观风险演变成宏观危机；金融创新是双刃剑,在提供控制风险机制和手段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风险。而在宏观层面，他重点概括了“引进来”型的对外开放对金融主权的挑战：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对金融市场的份额；对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力；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以及外国投资者对主权债务的影响力。最后，刘亚提出了维护金融安全的相应对策：一是厘清影响金融主权和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和传导机制。二是构建维护金融安全的制度屏障，包括构建微观审慎监管制度(金融风险监管制度、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和监管制度)、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汇率制度与外汇管理制度以及注意各种制度的协调配合。三是在金融开放的国际博弈中,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对对等性——“保护性的金融开放”，形成开放与安全的良性循环。四是争取在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中的话语权,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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