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莉萍
陈涛先生是我们日语系的第一位主任，是我校创建时期的领导，早在我校建校筹备期间就是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我校前身）筹备处主任，后任教务处主任，日语系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日汉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截至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为止，该辞典仅在国内就售出了逾五十万部，还在日本和香港地区发售，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国内外公认的日本语言专家。在七十年校庆之际，追忆陈涛教授，纪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日语学界泰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陈涛先生肖像
陈涛先生不仅是日语学界的权威，还是一位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入党的老党员。纵观陈老的革命生涯就是在阅读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探寻革命道路的求索历程。
他的革命生涯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就开始了。1920年在他十九岁时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来到位于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当时正是中华民族的存亡最危急、中国人民的苦难最深重、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关键的时刻。1922年在聆听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日本明治大学的讲演后，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热情，便于当年秋季加入了国民党。还独自创办了“大东通信社”，向中国传递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消息，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交流的桥梁。1924至1925年担任中华留日学生总会主席。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便传了到日本，他组织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立刻展开声援活动，起草了《五卅惨案，告日本人民书（日文）》。“五卅运动”也震动了日本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本左翼学生团体“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向他发出关于五卅惨案的演讲邀请，在东大的安田讲堂里，他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军阀狼狈为奸，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说起，一一列举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直到最近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五卅惨案。呼吁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起来予以谴责，并积极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出席大会的学生对他的演讲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当时，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最高学府数以千计的学生面前大声疾呼，展示出有中国人气概的、有代表性的政治见解，绝对是空前的。多年后陈老在他的留日回忆录里引以为豪地称那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留日时期，他对留学生和华侨随时随地宣扬爱国主义革命思想，与日共党员以及朝鲜留学生中的进步组织经常联系，从接触社会斗争和政治运动中认识马列主义。1924至1926年之间，曾经常给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进步思想的政论文。1926年后他组织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率团百余人回平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参加“三·一八” 运动，担任游行示威的副总指挥，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摄于东京神田丹羽写真馆
1926年冬，广东省委调他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除了在课堂上阐述革命道理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必要性外，他还在政治部掌握的《黄埔日刊》上撰文反复驳斥不断出现的反革命谰言。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接受党的命令离开广州赴武汉，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七月下旬奉命赴江西，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主席团委员，并代表主席团在南昌东校场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授印。八月四日受周恩来之命赴大连任南满地委书记。但9月赶到大连时因党组织遭到完全破坏，被迫辗转到东满，被介绍到和龙县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1月由于东满特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同时沈阳的满洲省委也遭到破坏，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他念念不忘周恩来交待的任务尚未完成，决心回到南满活动，见机开展工作，以期与中央建立联系。同年3月回到大连后，经人介绍进入华商出资、日本人经营的中文报纸《泰东日报》（1908年创刊）任记者，入社不久便晋升为总编，负责政治版。期间他利用机会安排左倾知识分子为编辑，在政治评论中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反动、祸国殃民，宣扬爱国主义激发民族觉悟，同时提倡新文学，鼓励青年作者创作描写社会黑暗的作品，用巧妙的手法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行动以抵消当时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从而改变了报纸的面貌，广泛受到东北各省及胶东地区读者的欢迎，不但顺利地提升了报纸的发行量，解决了报社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问题，还将《泰东日报》事实上改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试图以《泰东日报》为据点，在大连建立党组织。然而陈老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注意，1931年2月，陈老被大连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花费了三年时间进行诉讼斗争，最终于1934年初以证据不足宣告结案。至此他以《泰东日报》为据点的活动被迫终止，在大连建立组织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出狱后他按照地下党的指令打进伪政府组织开展地下工作，1935年任冀东伪组织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编辑部主任，1937年春还兼任了伪政府的宣传室主任及《冀东日报》副社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在1942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被告发，再次遭到逮捕，被监禁在北平监狱。由于他常年从事地下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党忠心耿耿，而且博学多才，因此深受狱中难友们的尊敬和信任，在狱中他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能一呼百应与敌人开展斗争。在他组织的绝食斗争胜利后，敌人允许他正在求学的长子每周一、六前来探视，他便利用长子送食品之机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根据上级指示结合狱中实际开展斗争。他品格高尚，每次都将送来的食品，均分给生病或受敌人摧残致伤致残的难友。在生死攸关的苦难岁月，他舍身忘己的行为让狱中的难友们永志难忘。1944年10月被假释出狱后，他重新开始在北平开展地下活动，1945年夏组织了同鑫贸易公司，以此为掩护，给解放区采购了大量药品和物资，还给仍在狱中的难友不时赠送生活用品及药物等，并对一些困难家属予以资助。815日寇投降后，他迎接难友出狱，资助他们去解放区继续革命。陈老为人仗义疏财，在与他共过事的同志和朋友写的回忆文章中无不对他交口称赞。1945年11月陈老接到国民党特务要对他进行迫害的消息，迅速离开了北平，轻装前往解放区，直至北平解放随机关进入北京。
摄于1942年
建国初期，陈老进入工商部任企划处长。在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时期，他利用长期在白区工作的人脉关系，广泛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经人事部门审核后录用为政府干部。他领导这些人力资源参照中外旧有资料，整理编辑解放前全国经济领域的分类综合统计资料，仅用半年时间就统计编印了一套数十册的《经济统计资料》，成为中央财委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时的主要参考资料。
陈涛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前半生是革命者，驰骋在救国救民的战场，后半生是默默耕耘的教育者，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前半生是革命知识分子，后半生是知识分子革命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选择了革命，当革命成功后他不求名利，回归平凡。他学的是经济，战争年代他曾几度从商，为解放区筹集药品和物资，资助狱友和生活困难的同志。而在和平年代，他没有用所学的知识去赚钱，他也没有像和他有同样经历的人那样留在政府里做官，而是选择了静下心来搞教育，将他的革命经历和革命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贡献给了经贸大学。
陈涛先生主编的日汉词典
（左图为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右图为日本大安出版社出版）
（右图图片来源：https://www.nippon.com/cn/in-depth/d00709/）
那是在五十年代初，年过半百的陈老受命筹备创建中央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北京外贸学院前身)，任筹备处主任，并担任教务主任。筹建工作基本就绪以后，陈老便留了下来，回到了日语系这个最基层的教学单位，以日语系主任的身份全身心地投身到日语教育事业中。从1956年起，历时三年时间以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工作经验，忘我的工作态度完成了他多年前的理想——《日汉辞典》的编撰工作，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中国内地和日本、香港发行，成为日汉词典的鼻祖，创造了当时日汉双语词典的发行量之最。在此基础上，七十年代中期，陈老策划和参与了《现代日汉大词典》的编辑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交稿后，陈老凭借过去在革命时期办报刊、做杂志的经验，提出创办一本日语综合期刊杂志。在他的策划下，由日语系创办的双月刊杂志《日语学习与研究》于一九七九年创刊，并请廖承志同志题写了刊名。办刊初期陈老亲自撰写文章，并要求日语系老师都要积极写稿子，还鼓励年轻人勇于投稿，极大地鼓舞了年轻教师动笔写作的热情。在陈老的策划和指导下，《日语学习与研究》最大发行量曾高达每期八万册，并凭借其专业性和权威性，逐渐成为青年教师和学者提升发展专业能力的重要平台，几十年来为日语界培养了几代人的学者和教授。
1977年摄于北大承泽园书斋中
陈涛先生还是一位重情义的国际主义者。他在日本有多位曾经支持过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后和他们失去了联系，而陈老念念不忘，终于在一九八一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重访日本，会见了昔日老友，了却了夙愿。日本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为中日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老前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就有日本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纪念这位中共老党员为中日交流做出的贡献。其中“用语言架起中日交流桥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留学体验”（https://www.nippon.com/cn/in-depth/d00709/）一文，专门介绍了陈老的生平和留日期间从事的革命活动。
从日本回来后，陈老又开始筹划编写一套大型、中小型配套的词典。终于在他八十五岁高龄时开始了我国第一部近千万字的大型日汉词典《日汉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历时五年完成，1991年1月1日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距陈老病逝只差了九个月，他老人家没有能够亲眼见到这部词典的问世。
陈涛先生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是我敬仰的革命前辈，学界泰斗。能够有幸和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共过事是我一生的幸福和骄傲。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外贸学院工作不久，学校根据上级下达的科研任务，准备在他主编的《日汉词典》的基础上编写《现代日汉大词典》。那时不比现在，很多书面文字和文件的转送大都要由人亲手去传递。于是我和另一位与我同时分配来的同事（李二敏教授）便担负起了为陈老上传下达的通讯员的工作，往返于外贸学院和北京大学承泽园陈老居所之间。我是捧着陈老五十年代编写的《日汉词典》度过了大学的学习时光的，到贸大后不但见到了陈老本人，还能聆听他的教诲感到无比荣幸。因为当时我校到北大还没有公交车，去一次陈老北大的家来回要大半天还多，但是我很乐意去陈老那里，有幸能为自己一直敬仰和崇拜的人服务，心里充满自豪和光荣的感觉。我在读书时只知道他是日语学界的泰斗，如今知道他还是一位老革命，曾经做过党的重要领导，更是敬佩有加。陈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近距离就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因此我虽然敬畏他，但从未在他面前感到过局促。他待人接物的风度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方面的大度，让人感觉这位老革命知识分子的与众不同。特别是在后期稿费等的利益分配上，陈老和夫人张京先老师的那种在荣誉和利益面前的谦虚和谦让态度让我和我的同事肃然起敬。在词典编写的前期和后期很多方面要与陈老进行沟通，那段时间日语系会经常派我俩过去，每次去他都很客气地嘘寒问暖，对年轻人的爱护溢于言表，很是受到鼓舞。陈老喜欢花，他住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栽满了各种月季花，他一有空就和夫人张京先老师在花园里忙活。记得有一次是春夏之交的季节，我们去时他正在月季园里为满园初放的月季花忙碌，见我们去后便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我们，看到我俩喜爱园中的花朵，临走时非要送我俩每人一盆娇艳欲滴的月季花，我们那时真的是太年轻，不敢承受所尊敬的前辈的馈赠之重，执意未收。后来每每想起来就后悔当初的不懂事，辜负了老人家对我们的关爱。
左图，陈老和院子里的月季花。1978年摄于北大承泽园。
右图，陈老和夫人张京先老师。1984年摄于北大承泽园。
记得一九八〇年在陈老八十大寿之际，日语系的老师们酝酿要给陈老祝寿，他得知后不让，反倒和张京先老师在家里自己请人帮忙准备了自助的西式餐品邀请日语系全体老师，在他家里过了这个温馨的大生日。那时陈老身体非常健康，里里外外忙着，丝毫没有八十岁老人的耄耋之感。印象最深的是陈老拿出了亲自做好的草莓果酱分享给大家，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的自家做的果酱。参加这次家宴的还有日本外教，席间陈老没有发表什么致辞和讲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让许久未归的儿女回家吃饭一样，拿出了最好的食物，满足地让大家在那里享用，不时地关照一下，让大家吃好喝好，还特别提醒我不要拘束。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吃饭还要粮票的年代，陈老在家里招待系里三十多口人实属不易。就在那天我作为小字辈的一分子，看到了陈老的另一面，他不仅是一位老革命、老党员，有渊博的学问，还有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的长者情怀。更加体会到很多与陈老共过事或有幸听过他教诲的老同志对陈老的评价：“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唯独没有他自己”。
八十年代中期，我被学校公派留学去了日本，一九九〇年春回国，惊闻陈老逝世，不胜悲痛。我最后一次到陈老家是在一九九七年初夏，有一天接到陈老次子陈家麟先生的电话告知陈老的家要从承泽园搬到燕北园，有一些日语研究的藏书，日语系如需要可来选一些。我急忙和当年的同事李老师打车前往。去到时，家已搬完，家人都已离去，只有一排书架立在那里。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很是感慨，我们匆匆选了一些原版资料和研究书籍带上就回来了。那些书籍上都没有签名，多年以后，直至我退休，有一些还摆放在系里的书架上供老师们阅读和使用。
陈涛教授一生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低调行事。他逝世后子女们将他的《留日时代的回忆录》和《生平简历》整理发表，使我们对陈老的革命生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的简历只写到了1949年平津解放。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对自己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轻描淡写，对自己两次被捕，在敌人监狱里度过的几年光阴里所遭受的苦难只字未提，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个革命者对信仰的坚持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陈老在建国以后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受了格外厉害的冲击，所受的折磨是非一般常人所能够经受得住的。但他从未把这归罪于组织，也从未向子女宣泄过负面情绪。他曾对一位老友说：“当年被日本宪兵抓去时，用板凳腿打的我浑身是血我也没在乎，学生闹这点事，不过是挂挂牌子，游游街，比日本宪兵队差远了。”这位在敌人面前铮铮铁骨的硬汉，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年近七旬的人了，但他还是威武不屈，始终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主义。他既是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者，也是一位慈父，是子女们的榜样，受到子女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长子在他被敌人逮捕时替他为同志通风报信使其得以逃脱，在被关押在日寇的监狱里时为他送衣送饭。他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高尚品格，在继母张京先老师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把收到的二老的词典版税悉数捐给了一个慈善基金会，让我们很是敬佩。
1989年8月9日摄于北京颐和园
正如老校长孙维炎同志在三十年前纪念陈涛教授的文章里所评价的那样：“陈涛先生的一生从史诗般恢弘的战场，到平凡的教育岗位，又到孤独冷遇的境遇，最后在高昂的催征战鼓中戛然而止……。他留给我们知识分子的宝贵遗产中，比他那用心血写成的一部部著作更宝贵的，是他那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的矢志不渝的追求。”
陈涛先生是一面旗帜，将学界的丰碑——《日汉词典》《日语学习与研究》《现代日汉大词典》矗立在了日语系，将贸大日语系推到了日语学界的最高点，为学校赢得了诸多荣誉，也使得贸大日语名扬全国和日本。曾几何时，日语系群英荟萃，鼎盛时期有在编教师三十余人，汇集了多名日语界知名学者，如汪大捷、宋文军、冷铁铮、岳久安等都是日语界如雷贯耳的教授。他们多为陈老留日的后辈，对陈老敬仰有加。陈涛先生逝世时尚健在的岳久安教授还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如今这些前辈虽然都已作古，但是陈涛先生和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贵的学术遗产和治学精神会不断激励后人为之奋斗。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贸大日语系就站在陈涛老主任制定的学界高起点上，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现代日汉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并继承他的事业，坚持将《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办了四十余年，如今又完成了《现代日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已交付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值得欣慰的是，日语系的后来人没有辜负老一辈的期望，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图名利，坚持做词典的修订和杂志的编辑等默默无闻的工作。在他老人家之后的几十年中，先后有岳振平、韩进旺、孙光、李林、姚莉萍、李二敏、李爱文、郭德玉、马骏、赵力伟等十位同志担任过日语系主任，如同接力棒一样传承和维护着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和有形的学术遗产。这些后来人与陈涛老主任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是留日学人或有长年在驻日使馆工作的经历，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所从事的日语教育事业以及与日本相关的研究工作。
祝愿在今后的岁月里，日语系的同仁们不忘传统，不忘初心，继续以陈涛先生为榜样，学习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待人宽厚、诚恳，严于律己，遇有不公正的事情敢于直言不讳的为人和作风，发扬好的传统，传承革命基因，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发展和日语学科建设做出贡献。
（作者系外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