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邱兆祥 徐扬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时间：2017-7-17）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目前，从整体上看，我国的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国内经济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下的增速放缓阶段，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下行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金融发展必将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为了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必须充分认识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并准确判断可能破坏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影响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

（一）美国货币财政政策频繁调整

2013年美国经济稳步复苏，美联储开始采取措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4年10月29日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2015年12月17日、2016年12月15日、2017年3月16日和2017年6月15日美联储4次上调基准利率至1%-1.25%。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一贯具有连续性，可以预见，未来美联储加息步伐不会停止。加息之后，美联储即将启动削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计划（以下简称“缩表”计划）。执行“缩表”计划意味着美联储会削减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再投资规模，从而收回之前在市场上投放的美元，其实质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一种手段。鉴于美联储的资产高达4.5万亿美元，削减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影响必将重大而长远。美联储货币政策频频调整的同时，美国的财政政策也不甘落后，美国联邦政府在2017年4月26日推出了史无前例的税改方案。税改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二是对美国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润征收10%的惩罚性税收；三是将个人所得税从7级简化为3级，大幅度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并将最高税率由39.6%降为35%。这一方案如果在国会全部获得通过，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美国调整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诱导海外资本回流美国，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加息后美元收益率会提高，“缩表”后美元将出现短缺，收益率的提高和美元短缺都会促使美元升值，预期美元升值自然会诱发资本回流美国进行资产配置；从财政政策角度看，降低国内企业和个人税率，并对在海外投资的美国企业利润征税，会降低在美国投资和生活的成本，同时降低在海外投资的收益，成本和收益两相比较，自然会提高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如果以上分析成立，资本从我国大量流出，外汇市场就会出现抛售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局面，持续下去必然会破坏外汇市场供求均衡，导致人民币贬值。为了避免人民币贬值过于剧烈，央行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市场干预，随着外汇市场干预的深入，外汇储备就会锐减。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2015年和2016年我国连续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逼近1:7，两年间外汇储备减少8000多亿美元。针对这种情况，央行采取措施积极应对，2017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平稳回升，外汇储备增至30535亿美元，汇市和储备的压力有所缓解。尽管如此，美联储货币财政政策的调整对我国外汇市场及外汇储备的冲击仍将继续，相关部门应随时加以关注并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二）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不断暴露

一是不良贷款压力加大。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始于2011年第四季度，当时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000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此后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双双攀升。银监会近期公布的主要监管指标显示，2017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8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67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季度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 178.8%，较上季度末上升 2.36 个百分点。较上个季度，不良贷款率下降并不明显，虽拨备率有所提升，但不良贷款余额的增长态势并未扭转。况且，拨备率的提升能否持续也未可知。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有四分之三来自于存贷利差，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利差收窄已成必然，这无疑会使银行能用于拨备的财务资源吃紧。拨备率提升不易，不良贷款余额却难减。目前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国内外需求不足伴随国内产能过剩，企业部门面临去杠杆化，房地产市场进入向下调整时期。因此，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面临的压力将与日俱增。如果不良贷款持续恶化，商业银行不得不动用大量存量拨备进行核销，利润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拨备无法实现大幅增长，拨备覆盖率必然下降，一旦形成趋势并蔓延或将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

二是影子银行迅猛扩张。2010年，货币政策偏紧，各融资平台资金短缺，为了满足市场旺盛的需求，以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大行其道，中国的影子银行开始爆发式增长。根据穆迪公司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达64.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影子银行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信用扩张、监管套利和同业竞争，金融机构通过同业存单等影子银行业务方式筹集资金，向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平台注资，既保持了在同业间的竞争优势，又能合法避开银监会的监管。影子银行业务具有监管套利的性质，监管机构对待影子银行业务远比对待传统银行贷款要宽松得多。影子银行业务多属于表外非标资产，这类资产不耗用资本金，也不用计提风险拨备，还不会占用信贷规模，因而能够有效回避银监会的监管限制。

缺乏实质性的约束，业务规模又迅猛扩张，影子银行体系中将不断累积风险，并向外蔓延。影子银行业务活动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信托等多个行业，并在货币、资本、信贷、保险以及理财等多个金融市场进行运作，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与日俱增。2017年我国开始实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表外理财和同业负债等业务都纳入了监管范围，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力度有所增强。但是，鉴于影子银行业务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通过监管实现影子银行体系的规范化发展必将任重而道远。一旦影子银行体系出现较大风险，风险因素将在各金融机构以及各金融市场间传递，最终会危及实体经济，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债券市场违约加剧。2014年开始，刚性兑付在债券市场各个层级纷纷告破，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乃至中央企业债券无一幸免。Wind公布的数据显示，债券违约率呈加速增长态势：2014年，只有 6只债券发生违约；2015年，发生债券违约的数量增加至 23 只； 2016年，债券违约数量上升至 79 只，违约金额 403.24亿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共有 141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 80家企业，违约金额643.67 亿元。从目前国内的经济政策形势来看，债券市场上的违约事件仍将频发:第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压力增大，盈利能力有限，还债压力加大，债券兑付就会出现困难；第二，货币政策很可能倾向偏紧，市场上就会出现流动性短缺，债券市场利率提高，企业再融资更加困难，还款能力降低，债券出现违约；第三，2017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清理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将无法获取财政支持，也就很难保证债券的兑付性。从系统性金融风险角度来讲，债券违约事件大规模出现确实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一旦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大规模集中爆发，从事债券交易的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商、基金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必然受到牵连，进而危及实体经济部门，从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累积风险

目前，我国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进入了“爆炸式发展”阶段，毕马威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企业的投资增速放缓，而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获得的投资却逆势增长，屡创新高。2016年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高达102亿美元，占全球该领域投资总额的40%以上，全球科技金融领域中最具价值的4个独角兽公司——估值超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都是中国企业。金融科技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新兴信息科技技术，实现金融服务和科技行业的高度融合，从而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金融科技以数据和技术为驱动从三个方面实现对金融行业生态格局的改变。一是利用移动通讯设备和互联网提高客户对电子渠道的认知度和使用率；二是不断提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和电话银行等电子渠道在投融资、支付清算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功能；三是聚焦特色场景，搭建开放式、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使用户充分体验到人机交互的便利性、友好性和智能性。我国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在移动支付、网络借贷以及投资等领域可以说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不可否认，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将提高我国金融活动的整体效率，实现我国金融业的整体代际跃迁。但是，金融科技的兴起并不会消除传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固有的风险。由于我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不够发达，金融科技机构并不局限于传统金融机构不关注的市场，而是从事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的业务，在市场中两者呈竞争关系，许多传统金融工作在不知不觉中被金融科技替代。相较传统金融行业，金融科技行业准入标准较低，市场参与者众多，异常激烈的竞争极易诱使金融机构罔顾风险盲目扩张。金融科技虽然从事与传统金融行业类似的业务，但是金融科技机构的业务活动是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之上，业务运营的流程和技术支撑均与传统金融行业不同，其核心的区块链技术和数字加密技术如果管理不善，一旦被破解或者遭受黑客攻击，应用技术的金融科技机构就会迅速陷入危机之中。同时，在“网络效应”“规模效应”以及“尾部效应”的作用下，风险会在不同业务、不同市场以及不同区域间传染并放大。可见，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不会降低原有的金融风险，反而使金融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掌控。在我国经济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时期，金融科技的“爆炸式发展”无疑会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维护金融安全的应对措施

(一)监控资本流动，减少市场干预，推进结构调整

随着美联储货币财政政策的不断调整，短期资本或将出现大规模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可能会加大，外汇储备将进一步被消耗。为了避免风险因素持续累积，应采取积极应对措施。首先，采用必要的资本流动的管制，使用临时性的价格、数量以及行政管制来控制特定账户的资本流动，如征收货币兑换税、规定兑换数量或限定停留期限等，防止投资性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其次，为了化解外部因素对外汇市场的冲击，缓解人民币可能面临的贬值压力，还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和交易品种，并逐步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在充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的前提下，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最后，货币财政政策应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货币政策侧重于引导商业银行等中介机构将资金切实投入到战略新兴产业中，财政政策着眼于实施增长友好型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共同推进我国以技术、品牌、信息、专利、设计、营销以及服务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有序进行，国内外投资主体对中国经济增长才会更有信心，也就起到了抑制资本外流的积极作用。

（二）控制不良贷款，监管影子银行，监控债券违约

首先，有关部门应该提高对不良贷款累积风险的重视，在清楚不良贷款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置思路。具体处置方法有多种选择，商业银行可以采取账户扣款、常规催收、协议清收、债务重组以及呆账核销等方法自行消化部分不良贷款；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引入外资以及打包处置等市场化机制进行处理；还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即银行将某一地区的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打包组合，由地方政府在综合考虑资产质量和风险因素的情况下注入受偿资金。

其次，影子银行本身是一种金融创新，在中国任其发展的后果就是出现了资金空转、监管套利以及推高杠杆等乱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整顿，影子银行将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危险的一个环节。因此，应对影子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监管，压缩其套利空间、控制其理财及同业业务的膨胀以及去其资产管理业务的杠杆仍将是监管重点。此外，监管部门也应引导影子银行健全治理结构，完善创新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对创新型产品进行必要的压力测试。

最后，为了防止债券违约风险全面爆发，妥善处理债券违约事件，应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给予重视：一是应该在事前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和提高信用评级质量，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取充分和高质量的信息，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科学投资安排；二是做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动态监控，为了便于监管部门间的跨市合作，应实现风险信息共享制度；三是建立健全违约处理机制，通过展期兑付、债务重组、债转股以及破产清算等一系列方式妥善处理债券违约事件，最大程度地维护市场信用机制，尽量减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冲击。

(三)创新金融科技监管，适度包容，识别潜在风险

金融科技的普及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和技术风险的叠加。加强金融科技的监管是有效防范其风险的必要手段，鉴于金融科技不同于传统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既要体现传统金融监管的延续性，又要在监管制度、监管技术以及监管方式上有所创新。在监管制度上，要力求金融科技领域的全覆盖，建立起防止监管套利的有效监管制度；要重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厘清各监管部门间的权责归属问题。在制度安排上，应该适当提高包容度，鼓励已成熟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推广使用，适度容忍其试错阶段非刻意欺诈及非系统性风险。在监管技术上，监管机构可以考虑适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自动化程序、区块链以及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创新来改进风险动态监控和预警系统，实时判断和分析金融科技企业的经营数据，随时应对金融科技领域出现的新风险，从而提升自身监管能力，引导金融科技在可控范围内发展。在监管方式上，可以借鉴英国经验，在监管部门设立专职机构处理金融科技方面的监控、引导以及合规工作，金融科技方面的新业务能否推出取决于该专职部门的测试结果，在确保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下，尽量简化市场准入标准和流程，最大程度地推进新业务快速运营。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附：原文链接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ll/gdsj/201707/t20170717_121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