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作家报》：（宋恒）额外的馈赠

工信部研究员 宋恒 《中国青年作家报》(2022年11月08日01版)

距离支教结束已有三年，但支教于我似乎从未走远。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本来模糊的事情变得愈加清晰起来。

记得那年夏天，带着对支教的憧憬和惶恐，我踏上了前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火车。我支教的学校所在地是一个不大的镇子，这里高寒缺氧，一年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另一个是“大约在冬季”。但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原子城，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这里。邓稼先、于敏等“两弹元勋”都曾长期在这里工作。我支教的海北一中就在当年国营221厂四分厂的旁边，抬头便可看见先辈们待过的红色厂房，时时激励我要忘记条件的艰苦，专心做好志愿工作。

到达学校后，我被阴差阳错地安排为藏汉双语班的地理教师，并担任班主任。学生们大半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都是藏族同学。我在课余时间向学生学习藏语、了解藏族文化，还曾走访了十多个牧区家庭，和学生们同吃同住，一起赶牛放羊，一同采野蘑菇，听学生和家长讲述这里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文化，在交流中熟悉学生情况、拉近情感距离。

为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创新课堂形式，创设阅读课、实景历史课、趣味地理课、物理实验课；为弥补学生学习基础薄弱的不足，我们“常驻”在办公室为学生答疑解惑；为增进对学生了解，我们组织开展春游、诗歌节、篮球赛、读书评比，利用假期开展家访、走访学生的中小学校。

这一年下来，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不要抱有他们可能很快改变的幻想，但也不要失去他们终将改变的信念。世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一人、一时所能改变的实在有限，但就像刘慈欣在《乡村教师》里表达的那样，人类的伟大在于积累，教师的伟大在于传承。我很荣幸，曾参与过这项事业的小小一段。后来，我还趁寒假回去见了见这些“老朋友”。当我重新站到学校门口时，才发现见面有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从校门口到办公室，不长的距离我歇了好几次，既是因为高原反应，更是因为内心忐忑。但当见到同学的时候，那些不安很快消失了。我向同学们询问近期的状态，和老师请教学校的情况，我为周遭一切积极的变化感到欣喜，也再次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当我坐车离开时，有几位同学来送我，迟迟不愿离去。我上车后发现，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那个年龄稍大的孩子问我：“他们为什么都哭了，你是他们的什么人？现在要去哪儿？”“我以前在这儿教书，教过他们。这次回来看看他们，现在要回北京去了。”那两个小男孩停顿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三支棉花糖递给我：“你从北京来看他们，这个送给你。我们今天从山上下来赶集，刚好买了三个棉花糖。”我觉得我不应该推辞，便收下了。这三支棉花糖，一支送给了和我一起支教的赵老师，另外两支至今仍放在我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他们始终提醒着我，一个人做事情，有时效果不会立马显现，但它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得到回响。

还记得支教期间，我在讲台旁边挂了一块小黑板，每天都会有学生在上面誊抄些名言警句。在学期将要结束的某一天，上面写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名句，第一是要真诚，第二是要善良，第三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在我支教结束时，我曾在心里暗暗想过，希望他们还会记得我。这次回来我认识到，被记住不应该作为一个目标，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从事的事业之中，就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如果因此而被谁记着，那应该是一种额外的馈赠。

责任编辑：谢宛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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