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    

屠新泉，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WTO研究会、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2004年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学位，专注于WTO、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外贸政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等多项，曾先后在美国Johns Hopkins University、WTO秘书处、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等做访问研究。  

我的一“世”情缘    

虽然我生长在一个杭嘉湖三府交界的偏远小村，但自孩提时代就没来由地有一种对外部“世界”心向往之的憧憬。记得中学的时候被老师问到未来理想为何，我的回答是做一个外交官周游世界。这个理想显然无法在我后来就读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实现，所以曾经还动过报考厦门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念头，但有幸在毕业后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便与“贸易”结下不解之缘。而找到“组织”则是在1998年考入贸大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之后。由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接触最多的两位教授就是薛荣久和张汉林教授，从事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便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至此，“世界”“贸易”“组织”在我的人生中终于圆满集齐。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任何概念。可能是高考政治课留下的阴影，我对时事政治并不关注，对中国的复关、入世这样的重大事件也一无所知。但1998年正处在中美入世谈判的关键节点，薛老师和张老师作为WTO领域的权威专家，承担了许多相关研究、咨询、采访任务。而我虽然是初入行的新人，但也有很多的机会协助两位老师参与一些工作。我印象中最早参与的是两本WTO知识问答形式的普及读物的编写，以及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一个“中国入世100问”的系列访谈节目。尽管我的工作是毫无技术含量地在两位老师以前的成果基础上摘选拼接，但亲自动手还是让我对WTO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和记忆。2000年1月，为了准备申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校在原有的WTO研究会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正式的学术机构——WTO研究中心。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堆积了数十箱申报材料之后，2000年8月，WTO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虽然当时我仍在图书馆工作，但我全程参与了申报材料的准备，也让我对国内WTO研究领域的人脉和现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2001年2月，我便调入WTO研究中心，同年我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入世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年我也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并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因此，在中国加入WTO这一年，我也完成了我的一个重大人生转折。  

我的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是在边工作、边学习的过程中度过的，而且我开始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25岁了。虽然在北大学到的专业知识后来用到的不多，但北大期间浓厚的读书氛围让我形成了喜欢读杂书的习惯，尤其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籍是我最大的爱好。因此，似乎我也更早地形成了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逻辑和视角。尽管WTO于我是个新鲜的领域，我却是带着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它的。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入世与中国货物进口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创新》，里面对自由贸易的理论和贸易保护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其中的一段话至今仍是我思考相关问题的基本逻辑：“尽管自由贸易在理论上是如何完美，而贸易保护又是多么有鼓动性，却很少有哪个国家选择这两个光谱的端点，而更多是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形态的贸易政策。或许中庸之道本来就是许多事情（也包括贸易政策）的最优选择吧。”有方向而不追求极端，这大概是我认识这个世界、包括WTO的最主要价值取向。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也应该是绝大多数理性人的自然选择。  

2003年，在与薛老师讨论博士论文选题的过程中，我自己曾经中意的一个题目是“美国贸易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变迁：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这一来是为了回避我自身经济学基础的薄弱，二来我确实也更喜欢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不过薛老师最后给我确定的题目是“中国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一个对于博士生来说委实过于宏大的题目。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论文，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也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好评。好在那个时候对于计量模型的要求还没有那么严格，否则这篇毫无计量工具运用的论文放在现在大概是通不过盲审的！回头再读这篇博士论文，就会发现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不止一次的出现过了。一个成员驱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始终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也远不是一个理想国。主导WTO命运的根本还在于主要成员之间利益取向和力量格局的变迁，而这其中美国又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于是，在错过博士期间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机会之后，我在2006年获得赴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从事一年访问研究的机会，弥补了之前的遗憾，也补上我研究版图中的一块巨大空缺。Johns Hopkins大学在华盛顿特区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在国际问题领域名声赫赫。这一年的访问对我的裨益极大，一是终于让我这个学了十几年聋哑英语的人有了开口的机会，也获得了一些开口的能力；二是SAIS给我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绝佳平台，各个利益相关方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充分显示了美国体制下的贸易政治多元化的特点。而彼时美国对于中国、对于WTO的态度要远比现在友好、宽容的多，美国批评的矛头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样技术性的问题上。记得还在一次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偶遇杨国华老师，那时他是中国驻美使馆的知识产权专员，当时的他应该也觉得压力山大吧？只是跟现在相比，那真的只能算是开胃菜了。  

美国一年的求学经历开阔了我的视界，也让我有了一些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2010年我第一次有机会造访WTO秘书处，2011年在王晓东参赞的帮助下进入秘书处访问了三个月。尤其与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的合作给我帮助很大，CEO Ricardo Meléndez-Ortiz和研究员成帅华带领我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WTO研究圈子，只是很遗憾ICTSD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而关闭了。2013年，我的领导张汉林教授秉持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离开贸大赴贵州省政府任职，我便接过了中国WTO研究院的担子。从以前的一个不需要承担任何决策责任的执行者到一个需要决策的领导者，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尽管研究院其实是当时学校规模最小的研究教学实体。好在我们这个团队始终有一种专注做事而不搞事的文化，即便后来加入的人好像也自然融入其中、乐在其中，我并不需要在管理上投入太多，我更自在的还是跟各位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学界的同仁们相互交流、讨论，碰撞出一些新的想法。虽然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是国际贸易或者国际经济学，但其实专注WTO研究的更多还是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学者，而同时国际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我从来不认可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霸权”地位，在不同学科间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才应该是更理想的境界吧。  

2017年疯狂的特朗普上台，完全改变了国际贸易政策讨论的重心，特朗普也成了有史以来对WTO伤害最大的一个人。“To be or not to be”，对WTO来说这真的成了一个问题。随着政府和大众关注焦点的转移，解读中美贸易战的前因后果、趋势对策成了我近几年的重要工作，甚至一些以往都不曾想到的机构都曾经邀请过我，比如中央军委的某个部门和一些基金公司。虽然做这些工作本身是愉快的，但在讲到WTO的时候，都不由得一声叹息：全球化和WTO的辉煌不再。美国虽然也号称要推动WTO改革，但它这种先破后立，实在有失大国风范，倒是很吻合特朗普纽约黑社会的出身！从根本上看，美国以及WTO面临的困境是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高歌猛进以来，进入到物极必反的极限时刻，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已不足以弥补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对许多西方国家来说，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需要重置；对全世界来说，国内和国际的分工需要重新调配。中国无疑是这次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如何自处、如何安外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机缘巧合也好，还是命运使然也好，我与WTO的缘分将贯穿我的生命始终。正如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遇到坎坷和挫折，WTO现在的困顿仍然是成长中的烦恼。人类推进全球化、追求世界大同的道路方向正确，但曲折蜿蜒甚至百转千回也是难免的。保持耐心、依乎中庸，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以及由焦虑而引发的过度反应。  

附：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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