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师恩传承精神--商务英语的奠基人诸葛霖

撰稿人：江春教授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图片：张玉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宣传部

贸大70载，园丁勤耕耘，惠园几十亩，桃李吐芬芳。为培养贸易强国所需人才，贸大英语系的老师们一直致力于如何更快更好地为学生们插上腾飞的翅膀。商务英语探索于建校初期，到200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本科商务英语专业，一代代学者老先生们一直在用辛勤和汗水，浇灌着惠园英语园地。到目前为止，贸大英语学院不仅是商务英语专业的首创者、建设者、国家级商务英语教学团队的拥有者、双一流本科专业的首批获得者，还是目前为止保持至今的全国商务英语专业排名第一。毋庸置疑，商务英语专业深深扎根于中国，是基于祖国改革开放人才培养的需要，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很多人在各种场合问过我，什么是商务英语？为什么要建设商务英语？我在跟随老先生们编写教材过程中，一直在思索，界定，徘徊，感悟。今天在纪念校庆70周年的时候，我想以英院恩师的故事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对恩师们的感念和礼赞。

诸葛霖先生的故事

诸葛霖先生191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在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70年前，刚刚21岁的诸葛霖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运输专业毕业。1944年被公派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在商学院国际贸易运输专业学习，1946年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美国的学习开拓了诸葛霖的眼界，使其在经济和英语两个领域的专业水平都有所提高。27岁的诸葛霖回到国内后，开始面临人生中的第一个艰难抉择。1946年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南方大旱，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萧条，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回国似乎并无用武之地，谋生都显艰难。是留在国内？还是返回美国？他的5年美国签证还未到期，口袋里就揣着去美国的飞机票。最终，他还是撕碎口袋里的机票，留了下来。问他缘由，他轻描淡写地笑着说：“当时我谈好了对象在国内，她是我同乡，我们感情很好，她一直在等我回来，糟糠之妻不可弃嘛！”他的长子1947年出生，起名诸葛昌平，寓意是“昌盛和平”，表达出一位初为人父的知识分子盼望国家和平、安宁、昌盛的美好愿望。

回国后的诸葛霖，曾在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48年，他去新加坡推销青岛啤酒，成功使第一批青岛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为青岛啤酒最初进入海外市场开辟了道路。此后，青岛啤酒就凭借其优质的原料和精湛的酿造工艺，远销西贡和新加坡一带，拥有稳定的较大规模消费群。新中国成立后，诸葛霖积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1950年至1953年，他在华东贸易部对外业务处任副科长，后进入上海土特产进出口公司任业务科长，一直工作在对外贸易第一线。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大规模建设摊子迅速铺开，各条战线急需大批知识分子加盟，研究生学历的高材生在当时属凤毛麟角。1956年，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周恩来总理号召知识分子归队，中央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学习了中央精神，诸葛霖萌发了归队搞教学业务的想法。当时，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筹建不久，他向外经贸部递交了申请，1956年底他终于如愿以偿，从上海调到北京，开始站上讲台，拿起了教鞭。

上世纪50年代，外贸短训班开始了，“第一期培训班只有10个学生”。诸葛霖回忆说，主要培训从部队上转业到经济贸易领域工作的干部，他们迫切需要学习英语和国外做贸易打交道的实践规则，交往礼节、外国人的风俗习惯等。诸葛霖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教学生涯随着校址的变迁一路走来，而留学生数量在北京位居第二的对外经贸大学，也是从50年代小石桥开始起便招收了东欧国家的学生。“我十岁来到小石桥，3号院里有个篮球场，经常看见金发碧眼的留学生在里面打篮球。”诸葛霖的儿子仍对此记忆犹新。在小石桥时，学生在前马场上课，只有十几个教学班，每班十几人的容量。

处于艰苦创业期的学校，校舍简陋，教学条件落后。但对于诸葛霖老人等当时第一批教师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教材。美国的教材无法使用，他只能自编教材。由于他在基层一线工作过，对外贸实务更了解，所以他编写的教材针对性较强，非常实用。当年，学校的物资、人力极其匮乏，商务英语专业领域也尚属摸索阶段。苦于上课没有英语教材，诸葛霖便把外国的杂志拿过来，编辑加注，作为了解国际商务环境的商务英语阅读教材。商务谈判口语没有案例，诸葛霖就根据自己的国际贸易经历，编写了《外贸英语对话》教材，以场景式谈判英语教学方式，把学生带入国际贸易流程的谈判现场，使学生不但语言娴熟而且身临其境。他编写的《商务函电》更是做国际贸易实务人手一册的教材。“父亲很少有时间和我们交流，”诸葛昌平回忆说，“印象中，父亲总是天不亮就带着饭盒走了，晚上回家天都黑了，他也不做家务，吃完饭就坐在桌子前写啊写，经常写到深更半夜。”

他编著的教材有十几种，其中实用性英语课程《外贸函电》当时是全国自学考试专用教材，曾经再版几十次，2008年又重新修定。他编写的《外贸英语对话》一直是学校出版社的畅销教材，几代学子都是背诵着他的谈判教材走上国际贸易谈判桌的。诸葛霖、姚念庆、石畏三、史天陆等前辈就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撑起商务英语专业的大梁和天空，所谓贸大英语老三门课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

    1957年学校发展加快，正式对外招生，开始分科，“一系”（即英语系）成立了专业英语教研室，诸葛霖任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学校被撤消，大批教师随学校迁往河南罗山，半年以后，迁到河南固始县，受当地政府委托，继续为当地培养贸易人才。1970年周总理批示恢复学院，但原北京车道沟校址已为总政所有，教室等已无法恢复，学校搬至现在的地址--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址，象样的建筑只有一个长条板凳的大礼堂、一个摄影棚、一栋玻璃楼和一些三层建筑。诸葛霖1971年由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继续在学校任教。

后来搬迁至车道沟，才有了正规的教室。文革结束后，对外经贸大学于70年代重回北京，将北影的旧址作为校址，也就是今日对外经贸大学所在地。对于在惠新东街建校伊始的回忆，既辛苦又美好。当时的北影旧址还是一个大摄影棚，周围是一片菜地，种满西红柿、茄子，其间还夹杂着水沟。学校周围都不通车，走进去要20分钟，一遇到下雨天，满身泥泞，十分狼狈。而这样的辛苦却也是日后最美好的记忆。当时的学生都是解放军里的优秀干部，却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当时没有先进的设备，不像有专业播音员到录音棚里录音，诸葛霖便以口授的方式教学，一遍遍重复，一次次讲解。然而，诸葛霖对当时学生的勤奋和好学大家赞赏。也因不想辜负这份求知的进取心，诸葛霖即使每年会教一些重复的课程，仍然在学年开始前，带着其他老师认真备课，重新组织讲稿。诸葛霖上课时，其他班的学生都自发过来旁听，座无虚席。真正做到：教书便传道、授业、解惑；实践便兢兢业业又红又专。

    1984年，诸葛霖由学校委派到美国经济管理研究生学院（AGSIM）做学术交流。1991年由学校委派到日本东京讲学。他最难忘的是，在美国经济管理研究生学院教学期间，他的讲稿作为美国研究生院教材正式出版。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他最自豪的一件事。

在美国学术交流期间，他遇到了如今已是我校副书记和副校长的杨逢华、徐子健，他们二人当时正在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留学。诸葛霖不习惯做家务，更不会做饭，他吃不惯西餐，而徐子健却有一手好厨艺，于是他经常到徐子健住处“蹭饭”，还经常交流切磋学术。

诸葛霖作为外经贸大学的一名教师，一路历经副教授、教授，兢兢业业地工作至1990年才从工作一线上退下。从青涩的求学少年成长为商务英语领域的领军式奠基人物，诸葛霖可谓白手起家，贡献良多。和对外经贸大学一同成长一同奋斗的诸葛霖站在百岁的尾巴上重新审视这所被寄予了希冀和热情的学校，新的图书馆，资源丰富，方便快捷的电子数据库，数量和质量都急剧增多的留学生，听者这一切的新迹象都让诸葛霖老先生欣慰不已，激动不已。

诸葛霖老先生在91岁高龄，退休20年的时候，我们去探望他老人家，看到他仍然坚持看书读报，听国内对外英文广播，看国外原版英文小说。他说：“业务不能丢”。他儿子告诉我们，当年父亲决定回国，除了家眷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中国人地位底下，在国外被人看不起。”正是因为经过那样的年代，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看到祖国强大了，心情总是非常激动。

“他总念叨‘祖国强大了’，他记得1932年刘长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唯一成员首次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没得到奖牌”，诸葛昌平说，“父亲最近一直在看广州亚运会比赛，北京奥运会时他更是坚持看，看到中国拿金牌，他就特别激动。他对国家发展的感触比我们深得多！”

诸葛老人对退休生活很满意，他说，学校尊师重教的氛围浓厚，虽然退休多年，但是每逢重要节日，学校和学院领导都会来家看望，感觉很温暖。谈到学校60周年校庆和未来前景，老人特别强调说：“对外经贸大学要发展，一定要和一线贸易密切联系，要和商务部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否则业务就会和实际脱节。” 今天当我们庆祝70周年校庆的时候，老先生已经在99岁时去世，我已无法再去看望他老人家，聆听他老人家对学校的祝福，但我们相信，他肯定看到了我们为继承他的商务英语事业而继续做出的努力。

诸葛霖的学术背景深厚，语言功底扎实，毫无疑问是商务英语科研学术领域的先驱，教材编写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1946年从美国回国后，诸葛霖曾在基层发展，负责青岛啤酒厂在东南亚的推销。此外，诸葛霖还曾在上海进出口公司工作，这些具体真实的实践工作让诸葛霖避免了纸上谈兵的弊端，使其懂得如何谈判，如何与外国人进行跨文化的接沟通。这些阅历和经验都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重要积累和财富。

英语学院商英党支部是领导核心

坐在第一排的英语学院的老先生们（从左到右）：丁衡祁、史天陆、汪庭弼、诸葛霖、刘俊贤、张培基、孙建秋

从诸葛霖老教授的故事，我们是否可以感受到“什么是商务英语”呢？他们的师爱为魂、为国分忧、无私奉献奠定了“商务英语”的爱国情操，奠定了为祖国发声、替企业站台、促个人成长的基因。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ESP的专门用途英语这么简单，这些恩师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语言教育这么简单。记得有一次孙建秋教授到我的“商务英语入门（三）”班上听课，正好赶上我的20个学生在做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展示，他们到使馆借了各个国家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小品对话、谈判游戏，玩的特别high, 孙教授说：“Language is culture, business is culture, you have all demonstrate them.”正是这种深厚的人文理念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莎士比亚剧社、伴随着一本本英语经典名著泛读、伴随着具有商业批判精神的西方报刊经典选读、伴随着中加中心最先进的视听说设备的听说领先交际法小班教学、四年不断线的英语输入内化，铸就了贸大英语的基因，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自信、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复合型外经贸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