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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今日头条:(周念利、包雅楠)为什么必须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发布时间: 2019年07月07日 浏览次数: 编辑: 安秀英 晨欢

为什么必须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周念利 包雅楠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19年6月20日)

自由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十分有必要降低贸易壁垒,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

早在几千年前就有跨国贸易发生,之后世界各国、各地区联系更加密切,合作与竞争并存,贸易早已成为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当代发达国家的兴起,无一不得益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15、16世纪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西班牙,17世纪被称作“海上马车夫”的荷兰,18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19世纪末异军突起的美国,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在这些国家的崛起中,自由贸易无不发挥重大作用。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自由贸易更是成为大势所趋。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频频抬头,半个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脚步忽然放缓。

我们有必要从世界贸易历史与理论的视角出发,阐释为什么必须坚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的起源:西方与东方

自由贸易主张政府不必干预国际贸易,使商品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参与贸易的双方均获益。自由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与主流,源于自由贸易实践。早在几千年前,地中海地区就开始了自由的跨国贸易活动。

古代世界交通不发达、各国被地理屏障和距离分隔,国际贸易主要以区域贸易为主,此时最能称为国际贸易的是地中海沿岸国家间的贸易。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是最早有记录的贸易商人,他们利用地中海发展航海技术,同地中海沿岸国家进行贸易,范围远至好望角,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贸易。腓尼基人灭亡之后,希腊人取得了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罗马人经过三次战争取得地中海的统治权,建立起横跨亚欧非的环地中海贸易区,贸易区内关税极低,不受海盗和国界的阻碍,建立大量港口,贸易空前繁荣。

中世纪后期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成为地中海贸易圈的霸主,他们直接与阿拉伯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进行贸易,再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东方建立联系。公元11世纪以后随着意大利北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的城市兴起,贸易范围扩至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形成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圈,随着北欧城市兴起,城市手工业发展起来,促进了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又促进了北欧的市场化。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为欧洲各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实践积累。

古代世界的东方也发生着活跃的国际贸易,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包括日本、朝鲜、南洋地区和中南半岛地区(越南等国)在内的东亚贸易圈以及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同东亚各国也开始进行贸易往来,到隋唐时,中国对外贸易达到高峰,中国出口大量的丝绸、陶瓷、铁器、书籍等,并进口来自东亚国家的玉器、银、人参等和来自西方国家的手工制品等。

到了宋朝,由于北方贸易通道阻断,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泉州、广州等地均有港口,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进口金银珠宝等,这一时期同中国贸易的国家遍布亚、欧、非、美各大洲。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大,古代中国成为古代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但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实行了海禁政策,严禁对外贸易,严重阻碍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强化了自然经济,使东亚各国失去利用国际贸易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最终脱离国际发展大势。

东西方不同的对外贸易态度带来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积极对外开放,实行自由贸易的西方,专业化与分工在欧洲充分发展,促进了后续欧洲工业革命产生和经济腾飞。随着东方由开放走向封闭,经济也由繁荣走向衰退,直至被战争打开国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再发达的经济,一旦走向封闭,那么这个国家面临的只有倒退,唯有开放和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维持繁荣的唯一出路。

古代世界国际贸易在各国的实践的经验中摸索前进,出现了经济开放的西方世界和走向封闭的东方世界。没有理论指导下的贸易政策是短视的,只顾当下的对外政策使东方选择了封闭,丧失了经济进一步腾飞的机会。贸易活跃的西方却不断地扩大对外交流,积累下大量的自由贸易实践,刺激着西方学者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思索,最终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指导贸易实践。

比较优势理论出世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西方国家先后发生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高,机械化大生产需要投入大量原材料,必须开辟新的供应地和海外市场。自由贸易成为这些国家的需要,也是这一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先后提出的具有自由贸易思想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

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发展遥遥领先,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但重商主义倡导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迫切需要理论破除奖出限入、反对金银外流的思想,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大量进口原材料,发展工业。

在此背景下,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首次提出主张自由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分工是分工的最高阶段,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基于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绝对优势源于各国地理、环境、土地、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的不同和技术发展等后天条件的差异,一国如果拥有其中一种优势,该国某种商品的生产率就会高于其他国家,成本绝对低于别国,形成绝对优势。各国应根据最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只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别国的绝对优势产品,这样各国均能获利。政策上,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各国政府不干涉国际贸易,使各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才会使资源达到最有效利用,获得比封闭经济更多的商品量,物质财富达到最大。

绝对优势理论暗含的国际贸易双方各有一种商品具有绝对优势的假设,使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如果某一国家生产的各种产品成本均高于别国,即均处于绝对劣势情况下,贸易是否能发生的问题。因而,从理论上看,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从实践上看,比较优势理论是在英国企业家争取自由贸易的过程中产生的。

1815年英国修订了《谷物法》,禁止谷物进口,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升;粮食进口限制也引起了对方的报复,工业品出口减少,极大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英国企业家迫切希望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

在此背景下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产品的绝对成本而是比较成本,各国应按照“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进行生产交换,生产出口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口比较成本高的产品,形成互惠互利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李嘉图主张自由贸易的政策,认为在政府不干预的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竞争,通过分工和贸易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贸易双方均有利可图。比较优势理论构成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在英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绝对优势理论的指导下,英国放弃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在相对比较优势的据理力争下,英国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理论直接促进英国自由贸易的发展,自由贸易又为英国提供了广阔的原材料供给地和广袤的海外市场,极大地推进了英国工业发展,英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了“世界工厂”。继英国后,荷兰、比利时纷纷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迎来西方国家自由竞争时期,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均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据统计,从1820年到1850年间,国际贸易量增长了2倍,从1850年到1876年国际贸易又增长了2倍。理论与事实证明,自由贸易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两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是重商主义。它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形态,国内贸易无法实现国家总体财富的扩大。要获得财富除开采金银矿外,就是发展对外贸易,因而必须保持贸易顺差,使金银流入国内。同时强调国家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出口提供便利。早期重商主义强调多卖、少买或不买,晚期重商主义鼓励将货币输出到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要设立关税确保贸易顺差;贸易政策上,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接受了重商主义思想,颁布法令,管理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是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也错误地把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错误地把贸易顺差等同于收入超过消费的差额,并且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唯一的政策正确目标,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国际贸易对促进社会财富积累、生产力发展以及人类福利的提高的作用。很快,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思想与经济现实脱节,强调顺差、降低进口使大量原材料无法进入国内,无法适应英国当时机械化大生产的实践,在古典贸易理论的批判下,欧洲各国开放国内市场,迎来经济发展的大高潮。

二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19世纪初,产业革命在英国和法国深入发展,此时美国成为英国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地,经济落后,工业发展尤甚。美国大革命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排除竞争、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应加强政府干预,提出提高进口关税、限制重要原材料出口、限制改良机器设备的输出、政府以津贴和奖励的方式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吸引外资等措施。汉密尔顿承认贸易保护主义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但产业发展起来后,供给增加产品价格就会下降,此时美国就可以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了。

1825年李斯特访问美国,受汉密尔顿贸易保护思想的影响,又目睹到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初具规模后,提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提倡在德国实施贸易保护。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比单纯的财富积累更为重要,贸易保护政策短期内会使德国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国内工业发展起来后,工业品的价格就会下降甚至低于国际市场;他把国家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前三个阶段主要发展农业,应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农工业时期追求工业发展,应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最后一阶段追求商业扩张,应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他确定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对象和时间,认为只有幼稚产业才需要保护,保护期以30年为限,主要手段是关税。

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贸易保护理论的完全形成,不过这种理论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是暂时的、过渡的,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步放松贸易管制,最终实现自由贸易。

无论是重商主义强调的贸易顺差论还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贸易保护的国家最终也都走向了开放。世界经济发展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高峰,

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虽然自由贸易理论能使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实现效用最大化,除非对利益损害者进行补偿。这种分配思想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批判自由贸易的重要理由,然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贸易保护解决吗?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还会使国际贸易壁垒重重,带来衰退和福利效用下降,当各国利益因贸易而达不到预期时,贸易上的冲突和摩擦最终走向了的战争。实践证明,贸易战中没有赢家,贸易保护是经不起长期检验的,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各国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严重阻碍了商品的国际流动。而此时,随着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制造业出现全球化生产的趋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赫克歇尔和俄林继承发扬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生产要素角度提出新的贸易理论,提出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的政策观点,推动世界自由贸易进入新阶段。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由各国生产效率差异和劳动成本差异带来的。但是又是什么导致了劳动成本的差别?这一问题上李嘉图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回答。赫克歇尔和俄林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从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提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又称“要素禀赋理论”或“H-O理论”。

他们提出造成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的比例不同,俄林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类,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要素天然的拥有状况不同,生产要素禀赋比例也存在差异;二是投入的要素禀赋的比例不同,即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俄林把产品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甚至不同地区同一种产品的要素投入比例也不相同,由此产生比较成本的差异。

他们提出,一国或地区应出口集中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集中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赫克歇尔和俄林还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观点——各国集中生产大量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随着贸易的扩大,对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就会相对稀缺,价格上升,而稀缺要素会相对充裕,价格下降,于是各国生产要素价格逐渐均等化。他们提出,要想缩小各国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利用世界资源,仅仅贸易自由是不够的,还应该具备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条件。

要素禀赋理论继承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是成本优势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世界各国的要素分布并不均匀,因而开放要素市场,实现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是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要素禀赋理论提出更为深刻的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实现生产要素市场的自由贸易。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世界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最有效利用世界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指导,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造全球化全面到来和服务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结语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主张。实际上,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不同贸易政策必然会影响一国的利益分配。但是国际贸易已成为连结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桥梁,是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重要中介,当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流通超出国家范围时就必然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市场。

自由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十分有必要降低贸易壁垒,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可以说,自由贸易已经如此紧密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哪个国家都不应该开历史的倒车,关上开放的大门,损人不利己,破坏全球经济与国际和谐,危害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为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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