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企业家》 2025-06-19）
“贸易是和平的战争，战争是破坏的贸易。”这句出自古希腊哲学家的箴言，在2025年再次引人深思。自2月起，美国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更是步步紧逼，对华关税一路飙升至245%。特朗普挥舞的所谓“对等关税”大棒，不仅对美国自身，还对中国制造业与出口企业、全球产业链都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这一复杂局势，中国企业如何破局至关重要。对此，《企业家》杂志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作为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领域的资深专家，他为中国企业如何在关税战中稳健前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与指导。
企业应对策略
《企业家》：本轮关税冲击对中国出口企业在短期和长期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化解危机的策略有哪些？
赵忠秀：短期看，的确对于国内很多出口企业和生产商来说有很大影响，因为4月9日后到岸要交那么高的税，导致成本攀升，很多出口企业跟买方磋商暂停发货，有的生产企业减产甚至停工，员工收入下降，企业压力显现。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有意识地增加在发货地的库存，但同时也要注意须有合理的标准，避免积压问题。
长期来看，畸高的关税总会经过磋商谈判降下来。在新关税结构之下，国内出口企业有几条路可化解危机。一是扩展多元化市场，企业需梳理、疏通贸易渠道，要么转向其他市场，要么在原有市场中做增量。二是在新关税结构下考虑做转口贸易，考虑产业出海，企业可把一部分生产环节转到海外。目前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加工区、工业园区都比较成熟。当然，这也需要看美国接下来对于我们通过东南亚贴牌生产等转口贸易的封堵有多强，我们转移出去的生产环节要符合原产地规则的增值标准。企业接下来还要进行中长期规划，做好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转型，适应新关税结构。三是出口转内销，当然这要考量国内消费市场能否有序扩大，来吸纳这部分产能。
《企业家》：对于企业出海，您有何建议?
赵忠秀：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一极，产能占全世界的1/3。中国凭借产能的优势、强大的加工能力和全球的资源，不仅在本土加工，还可通过产业链带动东南亚、非洲等地进行工业化发展和转型，比方说国内的钢铁产能输出到印度尼西亚，在当地炼钢，用于当地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不用依赖进口中国的钢材。这是国内产业一个长远的发展路径，以前美国、日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在新关税结构下中国要做好产业有序出海这篇大文章，避免一些发达国家曾爆出的“产业空心化”的大坑。
《企业家》：出口转内销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产品标准适配、销售渠道重构、品牌认知度不足等难题。出口产品的规格与国内需求存在差异，原有海外销售渠道难以复用，且缺乏本土品牌影响力。企业应当如何快速调整产品定位和营销策略，建立消费者信任，在国内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
赵忠秀：出口转内销一直是出口企业面临的一个选择，只是在出口形势好的时候，很多企业对于将内销看作一个补充市场看得不那么重要，所以对内销关注的少一些。而有些大品牌一开始发展，或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它们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当中，都比较明确哪些是外销产品，哪些要做内销。对于不同市场， 产品的标准也不一样，有美标、欧标等。现在对于一些依赖于国外市场尤其是依赖于美国单一市场的企业来说，如果掉头瞄准国内市场有一定挑战和难度，企业需针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产品事业部制方式。
对一家稳健的企业来说，要培育平衡的市场多元化战略，然后提升自己的调整适应能力。企业如果把广阔的中国内销市场当成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市场，一系列的渠道、资金、人才、技术、售后服务等都要跟上。
《企业家》：有人说应对加税，可将商品拆分，比如将空调拆成压缩机、外壳、软管等零部件，然后配上设计图，让买家自己去拼装，因为卖产品和卖零件是两种关税。这是一种调侃，还是说真能用此举来规避关税的加重呢？
赵忠秀：这不是调侃，的确有这么做的。整件商品和拆卸的商品对应的税号和税率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现在对进口的中国汽车加征100%关税，而对所有汽车零部件加征25%关税，所以说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其实可以以拆解的方式来出口，如果量足够大的话，可以在当地建组装厂，就像我们如今在西班牙建组装厂是一样的性质。像家具等一些日用品，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美国消费者可能也很习惯DIY（自己动手）。总之，这可以成为新关税下的一种外贸出口路径。
此外，企业要在特朗普任期内调整好战略，还要考虑在特朗普任期之后该如何拓展新机会。
新关税结构下的机遇
《企业家》：本轮关税冲击会导致中美脱钩断链吗？中国的企业、产业将会迎来哪些机遇？
赵忠秀：中美之间脱钩断链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当然有些领域是受影响的。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一直就没放松，采取“卡脖子”手段。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美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正在被中国追赶，所以他采取打压、遏制的战略，要保持代差。
美国的制裁让出了它们本来的市场，反而激发了我们自主发展、自主替代的动力。我们的芯片一开始可能优良率不高，性能也不稳定，但我们更新迭代快，慢慢也达到稳定，实现了反超。
《企业家》：关税壁垒叠加技术封锁的双重压力下，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创新路径被迫调整。您认为国内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可做出哪些系统性变革？如何构建抵御外部风险的核心技术“护城河”？
赵忠秀：出口企业实际上既是生产商又是贸易商，不管贸易模式是怎么做的，自身的技术迭代非常重要，不论是企业自己研发还是外购、外协，还是获取别人的技术许可、转让，总之不能让技术停滞，这是竞争力的体现，中国那些做得好的企业事实上也在不断迭代技术，主要体现在生产中的应用环节，对于原创技术怎么进行产业化，总之得有一个好的产业技术进步的生态。
在这方面，南方的企业做得相对比较好，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掌握自己的核心要素、技术，什么时候需要通过外协、外包的方式，包括地方政府做得也到位，给企业提供一些基础便利的配套设施服务，创造一个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帮助企业进行制造业升级。像安徽省芜湖市、安庆市、马鞍山等地就在长江边形成了一个新的智能制造基地，再比如合肥对新能源汽车能够承接得很好，还能够不断推动产业升级进步，承接了长三角地区的很多产业。对于企业来说，这是所谓的“择良木而栖”。新关税结构下，更加需要培育良好生态。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才能获得定价自主权，以及拥有技术、品牌渠道、金融资源的掌控力，在良好的生态下，企业可以掌握产品更新的节奏，从而将利润最大化，然后带来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企业家》：您认为国内企业在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话语权争夺方面存在哪些短板？
赵忠秀：一些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在标准制定方面有着成熟的经验，中国作为后来者，在标准走出去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还需持续建设。如今我们在跨境电商、跨境班列、5G、6G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领域正在将中国标准变成世界标准，这样就提前锁定了赛道，能够强化领先优势。未来，我们面对的就不只是用美标还是用欧标的选择，而是可以用中国标准推广到全世界。
美国挑起的关税战加速了全球贸易规则调整和重构的进程，中国坚定地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倡导推动原有规则的改革和完善，推动绿色贸易等新议题、新规则的制定和普及，实现“旧瓶装新酒”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