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26-05-20）

连日来，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领导人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阶段。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 家认为，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实际上是在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构建一种“可竞争、可合作、可管控风险”的新框架。

良性竞争：中美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应该看到，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是客观现实，而中美之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竞争面。在坚持以“合作为主”的同时，把竞争控制在“有度”范围内，摒弃恶性竞争、不搞零和博弈，不仅能在相互借鉴中推动中美加快各自发展步伐，还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以中美相互成就带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认竞争但不搞对抗、在WTO相关贸易规则下和联合国框架下公平竞争、在政治经济方面要有底线防止失控、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良性互动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深刻内涵。

在王志民看来，这种“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将对中美两国产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对中国而言，中美良性竞争将推动中国竞争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对美国而言，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良性竞争，将倒逼美国加大本土制造业投资、推动产业回流与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加剧。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李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美两国产业而言，“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既是“防护林”也是“加速器”，为两国产业互动划定底线、建立护栏，为企业营造更可预期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美产业在开放竞争中提升韧性和升级速度，推动两国企业在良性比拼中提高创新效率和发展能力，促进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掘更多新契合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层面的良性稳定首先意味着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有望从“脱钩断链”转向“竞争性共存”。

在刘英看来，这有助于稳定外部市场预期。一方面，中国制造、高科技产业、新能源产业和数字经济可获得更稳定的国际市场环境，减少因极限施压、泛安全化审查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会倒逼中国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端制造、芯片、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对美国而言，“竞争有度”则意味着其产业政策可能从“全面遏制”逐步转向“精准竞争”。美国企业界其实非常担心中美全面对抗带来的成本上升和市场损失。美企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中国供应链。中美关系稳定后，美国跨国企业将重新增强对华投资与合作信心，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回流成本高企、通胀压力上升以及供应链碎片化问题。

对世界经济发展而言，“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既是“压舱石”也是“推进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与逆全球化双重困境。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两国关系稳定本身就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李慰认为，良性稳定的中美关系，将有效降低全球经贸体系的摩擦成本，稳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宏观基础，重塑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信心，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动能。

过去，中国出口以低成本消费品为主，附加值低、品牌影响力弱。现在，中国不仅输出高品质工业制成品，更输出完整产业链解决方案、技术服务与自主品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光伏、高铁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即是最好的例证。

刘英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正经历一个历史性转变，过去是典型的“互补型关系”，而今天，中国在越来越多产业中已经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创新与制造强国”，中美关系由“垂直分工”逐步转向“水平竞争”。这一变化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结果。

应该看到，202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虽受关税等因素影响有所波动，但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对美出口中高端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同时，美国在农业、能源、高端服务业等领域仍保持优势，中美经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并未改变，竞争中仍蕴含巨大合作空间。

“从积极影响看，中美经济互补性并未消失，而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垂直互补’转向更高层次的‘水平竞合’。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更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企业同台竞技，开辟了全新合作空间，双方可在前沿科技标准制定、全球市场开拓等方面形成合力。从挑战层面看，格局转变客观上引发美方战略焦虑，导致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增多，也意味着美国需要正视竞争力持续增强的中国。”李慰表示。

多措并举：消除影响良性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限制性因素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仍面临诸多限制性因素，包括高关税壁垒、出口管制、技术封锁、投资限制、地缘政治干扰等，严重阻碍两国经贸合作与良性竞争。

在王志民看来，高关税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障碍之一。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加征多轮关税，涵盖数千亿美元商品，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规模波动、企业负担加重。同时，美国推行“小院高墙”式贸易规则，排斥多边贸易体制，给中美经贸合作人为设置了障碍。

在刘英看来，相比科技、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经贸合作仍然是中美共同利益最大、市场需求最强、企业呼声最高、操作空间最现实的领域。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上升、供应链重构加剧的背景下，中美都有稳定经贸关系的现实需求。

“当前，美国对华加征的大规模关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像一种‘反噬型关税’。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大量成本，美国企业供应链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企业也面临压力，最终损害的是双方产业效率。因此，可优先从民生消费品、农产品、工业中间品、医疗产品等领域开始，建立‘分阶段、分清单、可逆但可扩容’的降税机制。”刘英表示。

5月16日晚，商务部公布了中美5月13日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达成的初步成果。包括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部分产品相互降税、推进飞机及发动机领域贸易合作……

除传统经贸领域外，中美可重点开拓新兴合作领域，扩大共同利益，以合作化解竞争矛盾。

王志民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绿色低碳领域加强新能源、节能环保、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深化跨境电商、数字服务、人工智能等合作。同时，在农业科技、医疗健康、金融服务、民间交流、地方政府间合作等领域扩大共同利益，以合作化解竞争矛盾，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在中美最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双方在农产品领域取得突破，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等关切，中方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未来，双方可进一步在现代农业技术、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标准互认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

“开拓新兴合作领域是丰富‘新定位’内涵、做大合作蛋糕、稀释竞争‘存量’的有效途径。例如，在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方面，我国医药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二位，创新药在研数目达到全球的30%左右，而美国在生物技术基础研究、药物创新方面长期领先，双方在新药研发、临床试验、精准医疗、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深化合作，可以造福两国乃至世界人民健康，助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李慰表示。

此次特朗普访华到访天坛，天坛承载天圆地方、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为大国相处提供深刻启示。以交融消弭隔阂、以协作化解博弈，既能夯实两国民生福祉，更能彰显大国担当，共筑长远共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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