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26-08-27）

编者按：2026年以来，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商业化扩张阶段，以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体系；美国科技股持续高估值、全球流动性重新宽松背景下，金融市场泡沫风险不断累积；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印太战略竞争等地缘政治因素持续发酵，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三重冲击”。

技术革命改变增长逻辑，金融泡沫放大市场风险，地缘竞争重塑全球秩序。三股力量相互交织，既孕育新机遇，也积聚新风险。全球经济将如何演进？中国经济时报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从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安全、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系统解析全球经济新变局，研判世界经济未来走势，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思考。

核心观点：

三重冲击正在改写全球化的运行规则，却改变不了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现实。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增长和高不确定性，取决于各国能否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把资本力量引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把安全关切置于开放合作的框架之中。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际经济格局正处在深刻调整之中。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金融泡沫与地缘政治往往并不同步。当前，以AI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全球资本泡沫和大国战略竞争却在同一时期交织叠加，形成影响世界经济的复合型冲击。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生产率提升路径，资本对新技术的集中追逐加剧市场估值波动，大国战略竞争则把安全因素更深嵌入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三种力量相互传导，不仅改变增长动力和资源配置方式，也推动国际分工、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组。世界经济面临的已非传统周期波动，而是发展模式、竞争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系统性调整。准确把握三重冲击的内在机理及其演进趋势，对于研判世界经济新格局、认识全球治理面临的深层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变局，中国既要以科技创新和强大国内市场夯实发展根基，也要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在世界经济重组中赢得战略主动，并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全球增长与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与秩序重构新周期

过去数十年，国际分工持续深化，全球贸易投资联系不断扩大，资本、技术和生产要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贸易和投资壁垒下降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提高了跨国生产的组织效率，全球价值链不断延伸使后发经济体获得承接产业转移、吸收技术以及提升生产率水平的机会。过去的增长模式建立在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较低的跨境交易成本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条件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在改变生产率提升的路径，资本市场正在围绕未来技术收益重新配置资源，安全正成为大国博弈中影响经贸活动的重要变量。世界经济这一轮调整已经超出通常的景气循环，全球资源配置需要在效率、韧性与安全之间形成新的平衡。

首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生产率提升的路径。过去全球价值链延伸具有较强的技术扩散效应，后发经济体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吸收成熟技术实现生产率追赶。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后，前沿创新及其规模化应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上升，技术优势也更依赖研发能力、应用场景与产业体系之间的协同。拥有较强创新能力、完整产业体系和较大市场空间的经济体，更容易通过持续迭代形成累积优势。全球生产率提升可能伴随技术红利向少数国家和企业集中，进而影响各国比较优势和增长差距。

其次，全球资本市场对新技术收益的提前定价带来新的泡沫化风险。人工智能发展带动相关资本开支持续扩张，其投资回报高度依赖未来生产率提升和商业化前景，全球资本市场正在进行对人工智能预期收益的提前定价。技术乐观预期推动资本进一步集聚，资本开支和资产估值相互强化，当盈利增长难以匹配前期投资和估值水平时，泡沫化风险随之上升。全球资本市场由此呈现技术投资扩张与金融脆弱性同步积累的特征，技术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再次，大国战略竞争将安全因素嵌入国际分工和跨境资源配置。过去较长时期，全球生产网络主要依据比较优势和成本效率形成，资本、技术和生产要素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跨境配置。随着关键技术和产业链的战略属性上升，安全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分工和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约束。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稳定性与可控性，全球生产网络也相应呈现多元化、区域化趋势。国家产业基础、市场规模和稳定供给能力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上升，原有以效率提升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化运行方式面临新的调整。

三重冲击加速重塑全球增长与治理格局

三重冲击的深层影响，在于从供给、配置和规则三个维度同时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条件。技术革命重塑产业竞争的基础参数，资本重估放大创新竞赛的金融动能，地缘竞争则重构技术与资本的空间流向。三者并非各自独立的平行进程，而是在相互传导中形成闭环式链条，其叠加效应正在将全球增长推入新范式。理解这一范式转换的内在机理，有助于看清当前世界经济困境的深层症结，也为研判治理变革的方向提供逻辑起点。

第一，技术突破与资本集中的相互强化促使增长动能与金融脆弱性同步积累。人工智能、先进芯片和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被普遍预期为下一轮生产率跃升的核心引擎。然而，这些技术的战略性与军民两用属性，使其天然成为国家间相对优势的争夺焦点。资本市场对此给予系统性估值溢价，高估值一方面为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与规模化扩张提供了廉价的流动性支持，加速了技术迭代的周期速率；但另一方面，资本向少数赛道与头部企业的过度集中，内生出显著的非对称脆弱性。一旦盈利预期与企业基本面之间出现系统性偏离，估值泡沫的破裂将通过全球金融机构的交叉持仓、衍生品风险敞口以及风险平价策略的去杠杆连锁反应，迅速沿跨境资本网络传导，演变为跨市场、跨区域、跨资产类别的系统性金融动荡。技术乐观预期与金融加速器效应由此被紧紧绑定，形成增长动能与脆弱性同步累积的双重结构。

第二，基于安全考量的地缘竞争重塑全球配置逻辑。过去数十年，技术扩散与资本流动遵循效率优先的全球化准则。而今，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金融制裁以及供应链“去风险化”等政策工具，使跨境流动日益受制于国家安全约束。先进芯片不再依市场原则自由出货，关键矿产不再遵循比较优势逻辑，跨国并购不再仅以商业回报为决策依据。地缘政治正以制度性力量重构全球经济结构——效率最大化的单一全球市场被迫让位于安全考量下的多轨平行体系。这一变化不仅抬高了交易成本，更削弱了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使经济增长面临供给约束与效率损失的双重压力。

第三，当前的全球治理规则供给难以适配现实的需求。既有的全球治理架构，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规则，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金融稳定安排，抑或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其主要形成于经济全球化快速扩张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底层预设是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性，以及经济逻辑对安全逻辑的优先性。然而，三重冲击叠加之下，这些底层预设正在逐一松动。人工智能治理尚无国际共识，数字规则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悬而未决，金融风险的外溢缺乏有效防火墙，而经济安全化趋势更使得传统贸易与投资规则无所适从。其深层症结在于一个根本性的错配：规则体系的供给仍停留在旧全球化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中，而治理对象却已大步迈入一个技术主权化、资本政治化、贸易安全化的新阶段。当治理对象的性质发生质变，而治理工具却仅止于边际修补，系统性失灵便具有内在必然性。

由此，世界经济正步入一个“复合型大国竞争”的新阶段，冷战时期的阵营叙事回潮，技术封锁与金融制裁频率上升；区域集团与排他性联盟加速形成，供应链沿地缘断裂带重组。但全球化底层纽带并未彻底断裂，大宗商品定价、气候风险、跨国资本逐利本性及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仍在持续产生跨阵营协作需求。未来更可能呈现竞争加剧而合作存续、局部脱钩而整体粘连、规则分化而相互依存的复杂图景。全球治理的真正命题，已不在于能否恢复旧日的“黄金时代”，而在于如何在碎片化中建构局部协调机制，在大国博弈夹缝中为共同利益保留制度性对话空间。这既是三重冲击留给这个时代最深的拷问，也是重构增长与治理新范式的历史起点。

以开放合作共创世界经济新未来

三重冲击的深层影响，在于重塑各国发展的条件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未来世界经济能否重获稳定增长，既取决于技术进步能否形成广泛的生产率红利，也取决于资本能否更多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合作能否在安全关切下延续。对中国而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压力，也打开了重塑增长动力、巩固发展韧性、拓展合作空间的新窗口。立足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中国有条件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创新、扩大开放的动力，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第一，把技术革命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率跃升。

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正由单点突破加快迈向规模应用，国际竞争的重心也由单纯比拼模型能力、算力规模，进一步转向比拼技术应用深度和产业协同能力。这一变化，为中国发挥制造业体系完整、应用场景丰富和工程化能力较强的优势提供了重要窗口。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多样化需求，中国能够推动人工智能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深度融合，促进创新成果在应用中持续优化，并带动产业升级。抓住这一机遇，关键在于把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把更多资源引向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特别是要发挥长期资本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避免资本过度集中于概念炒作和短期估值。只有率先形成技术创新、规模应用和效率提升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才能把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转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第二，把超大规模市场转化为抵御外部冲击的发展韧性。

全球经济重组正在抬升市场容量、市场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价值。外部市场波动加大、产业链加快调整，决定一国发展韧性的，不仅是企业能否进入国际市场，更在于能否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稳定需求、集聚资源、支撑创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既体现在消费潜力和产业规模上，也体现在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广阔应用空间，为企业应对外部风险提供回旋余地。把市场规模转化为发展优势，关键在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和创新资源顺畅流动，才能使超大规模市场真正形成统一规则、充分竞争和高效配置的制度基础。扩大内需也不能仅着眼于短期稳增长，而要同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居民增收、优化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持续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国内需求更加稳定，企业就能够在更大市场范围内推进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就更容易得到有效缓冲。以强大国内市场支撑高水平开放，中国便能够在全球经济重组中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主动权。

第三，把开放合作转化为联通全球资源的枢纽优势。

全球经济重组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多元布局发展，国际市场更加看重供给能力的稳定性、产业配套的完整性和合作环境的可预期性。这为中国发挥贸易大国、制造大国和市场大国优势提供了新的空间。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依然是联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中国的开放优势，正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不断拓展为市场、产业、技术和服务的综合联通优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既能够为全球企业提供广阔的投资与合作空间，也能够支持本土企业从产品出口走向技术、服务和产业链协同输出。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产业投资等领域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开放合作越深入，中国联通全球资源、配置全球要素的能力就越强，也越能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可靠的市场、产业和发展机遇。

三重冲击正在改写全球化的运行规则，却改变不了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现实。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增长和高不确定性，取决于各国能否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把资本力量引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把安全关切置于开放合作的框架之中。中国应以科技创新夯实发展根基，以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循环韧性，以高水平开放联通全球资源，在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中，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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