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前线》 2026-10-10）

近年来，一些外国政府、媒体和学者频繁谴责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并抛出“中国冲击2.0”“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等论调，以此为由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也干扰了正常的国际经贸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论调无论在理论还是事实层面，都存在明显的谬误，必须加以有力驳斥。

理论上“倒因为果”，违背基本经济学常识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一个基本论点是中国在制造业的投资过多、产能过大，导致国内供给超过需求，从而大量出口、转移产能，进而导致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表面上看，这个论点似乎成立，实则是偷换概念。它在理论上混淆了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错误地得出部分产业阶段性产能利用率不足导致宏观层面供给与需求失衡的结论。

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反映的是一国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只要一个国家的储蓄超过投资，就必然会有经常账户顺差(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反之则会出现逆差。中国近年来的贸易顺差增大，主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快速下降和居民储蓄意愿上升，进而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但这是总量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各个行业都存在投资过多、产能增长过快或过剩的问题。宏观经济变量不是中观或微观经济变量的简单加总，而是在相互作用下的综合均衡。而产能过剩是一个产业经济学概念，是中观或微观层面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个产业或一个企业在特定阶段产出大于需求，与宏观层面的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并无必然对应关系。

因此，即使一个国家的部分产业存在阶段性产能过剩，也并不必然导致全国宏观经济供需失衡，或者导致宏观层面的经常账户顺差。西方舆论把中国在部分产业存在的阶段性产能过剩说成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甚至将其污名化为中国故意制造产能过剩来赢得国际竞争，这完全是“倒因为果”，是违背基本经济学常识的刻意栽赃。

事实上“有罪推定”，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借口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不必一概否定，更不能对其“有罪推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或产业会主动甚至蓄意制造过剩产能，因为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下降，意味着过度竞争、价格和利润下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行业适度的产能过剩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提高消费者福利。而且，市场经济本身有其自发性，生产决策和消费行为之间很难同步，因此阶段性或暂时性的供需不匹配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实际上，一个国家在某些行业的贸易顺差并不意味着在这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而是缘于其国际竞争力较强。例如，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贸易顺差分别为922亿美元、2146亿美元和116亿美元；2025年美国在油气产品、民航产品、半导体等方面也分别实现贸易顺差766亿美元、1130亿美元和132亿美元。

显然，欧美绝不会承认自己有产能过剩，而只会坚称这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或不可替代性实现的。但在中国占据技术或生产优势的领域，他们却将其称为“产能过剩”。这一点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前，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还远远没有完成，根本不存在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问题。2025年，全球汽车保有量约为14.5亿辆，其中仅7600万辆为新能源汽车。

实质上“零和博弈”，堪称“中国威胁论”新变种

西方舆论声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产业地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威胁论”在经济领域的新变种。这一论调的根本谬误在于，固守“零和博弈”的静态思维，忽视了国际贸易的动态福利改善。中国庞大的产能规模确实会加剧世界市场的竞争，但竞争恰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技术创新的核心机制。将竞争简单视作“外部冲击”，实则忽略了市场规律的基本要义。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中国以大规模、低成本、高兼容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供给体系，降低了后发经济体在幼稚产业阶段所面临的初始投入壁垒。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扩张也为发达国家消费者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从消费者福利来看，中国高性价比的出口产品实质性地缓解了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也有力支撑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西方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的指责，是带有政治意图或其他目的的片面解读，既违背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基本逻辑，也不符合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确实存在，需加以调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有效需求不足”列为风险挑战之一，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因此，我们要努力推动总供给与总需求、国内与国际的再平衡。具体而言，从供给侧来看，重规模转向重质量是主要方向，特别是要治理内卷化竞争，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从需求侧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要把生产率提高的收益更好地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适度提高国家医保和社保投入。同时，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平台等，深化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产能对接，推动产能优势互补与多方共赢，既为国内产业调整留出空间，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作者：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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