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年03月22日 第5版）

夏文斌

构建系统科学完备的评价体系，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评价就要有比较，就需要有一个科学指标体系支撑的奖优罚劣的体制机制。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构建起的分数比较、论文比较、职称比较，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将这种比较单一化、等级化、工具化，反而造成评价体系的异化，不仅难以涌现高水平的人才和高质量的成果，而且会严重影响教育和人才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破除“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迫在眉睫。同时，尽快确立起新的评价标准也迫在眉睫。教育评价改革不破不立，破立并举才能取得成功。

一是破除单一化，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所谓单一化，是指用一种或两种固化的标尺作为标准，这必然导致挂一漏万，难以全面反映人才或成果的价值，也难以就此决出具有竞争性意味的名次。比如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评价学生就是以分数为标尺，谁的分数高，就可以当仁不让地获得保研、优秀学生等荣誉，这种单一性评价看似公平也便于操作，却抹杀了人才培养的深层内在价值。还有在教师晋升职称时，往往采取比较论文和项目数量的方式，谁的文章多、课题经费多，谁就占有先机。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却导致了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和片面性，也使得一些人才和成果因没有契合这一标准而被淘汰。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破除上述不正确的评价导向，正本清源，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要“破”字当头，但要辩证理解这个“破”。破不是完全否定，而是一种扬弃。马克思曾批评费尔巴哈在否定黑格尔唯心论的同时把他的辩证法也一并抛弃了，正如一个糊涂的老太婆，在给婴孩洗了澡后，把婴孩和脏水一块泼到门外去了。以前“五唯”的关键失误在于“唯”字，这就必然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但反过来完全不讲分数、论文，当然又是另一种层面的形而上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明确分数、论文等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方式，不能完全简单否定。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针对单一性评价而抓紧建立起多元化评价体系，包括对学生评价就要从德、智、体、美、劳等多重维度，特别是注重从学习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等方面发现学生的长处和短板；对于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应当从同行评价、校内外评价、学生评价、社会实践评价等多方面结合，全面把握其教学和科研的价值。

二是破除等级化，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长期以来，等级化评价是“五唯”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评价导向有迷惑性，如奖励导向是看文章发在哪个等级上、奖项是国家级还是省部级、毕业生来自哪所高校，等等。这些三六九等的评价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关键是我们之前太“唯”了，这又必然造成评价标准的缺失。现在的“破”就是要对种种不科学的“唯”字下手，但绝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国家级的奖项、知名的高等级论文期刊等。关键是要善于将这些客观体现在一定层级上的人才和科研成果，转化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在“立”字上下的功夫。

对于人才和职称评价，有高级别期刊等成果当然具有重要参考评估价值，但不是唯一，更不能由此剥夺其他学校、期刊的竞争权利。将各类背景不同的人才和成果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参照物就是绩效，就是看这些人才和成果是否解决了重大科学前沿及基础问题，是否解决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紧迫问题，是否提出了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思想观点，等等。英雄不问出处，是不是真英雄要在战场上见。当年只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就以一篇《究元决疑论》，被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讲师，由此成就了日后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家。

三是破除工具化，建立体现人文精神的教育评价体系。工具性评价有两个问题：一是将活生生的人视为工具，将所培养的人才视为工厂生产的工具和机器，因而必然要建立一个可复制的、标准化的评价指标。这种评价貌似科学而精细，但却将具有活力、内涵丰富的有机生命体变成了“僵尸”，这样的评价必然扼杀人的创造性。二是否定了生命个体的多样性。无论是青年学生还是教师，由于家庭背景、心理文化结构、学术旨趣等差异，不可能如工具般由一个模板所复制，这也就需要我们因材施教、分类施教。

教育需要人文情怀，因为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当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只得15分，但他的文学和外文功底非常深厚，时任清华校长罗家伦力排众议，破格录取，日后成就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体现人文精神的教育评价体系，坚决摈除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工具化评价标准，精准深入把脉每个个体的长短所在，同时从成长性指标、比较性指标深入分析每个个体的成长轨迹，用富有人文情怀的指标体系激励他们不断进步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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