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更有魅力的质性与案例研究”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12-23）

12月10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下称“政管学院”）主办的“做更有魅力的质性与案例研究”研讨会举行。会议由政管学院青年教师甘甜主持，邀请了六位长期在质性与案例研究领域知名、活跃的青年学者与资深专家共同在线上展开研讨。

在开幕式上，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于海纯代表主办方致辞。他首先对与会嘉宾、教师、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在致辞中，他指出了公共管理学科新的时代使命，即回答好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寻求国家治理的“确定性”。随后，他回顾了政管学院的发展历程。学院的前身是1974年成立的海关管理系，至今办学有48年的历史。当前，学院紧扣国家发展需要，优化组建“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以及质性和量化分析方法教学团队，强化对调查研究和大数据分析的支撑。最后，他表示，质性与案例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利器，但学界对该方法尚未形成共识，教师与学生也多有困惑，如何“做更有魅力的质性与案例研究”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这也是主办本次研讨会的现实动因。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吴肃然围绕“如何理解案例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做主题发言。他首先表示，“代表性问题”是案例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面临包括案例研究者自己等多方批评。随后，他表示，代表性问题并不像批评者理解得那么简单。一方面，批评者自己有矛盾，因为批评者通过列举具体的案例研究来否定案例研究的代表性，这本身就暗含着知识的自反性；另一方面，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特有的争论，而我国社会科学界主要学习美国，因此它成为国内一个争论的问题。紧接着，他总结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方式，包括类型法、比较历史分析、分析性概括、扩展个案法，还包括定性比较分析、现象学社会学、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描述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要理解案例的代表性问题，需要反思实证主义——因为这一问题的困惑根源于一种既朴素又极端的实证主义思维。此外，量化研究依托的科学哲学自身也存在着矛盾，但又习惯对案例研究责难。最后，他提出了语言哲学的反思，即语言所指的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要超越实证主义，即概念（理论）和经验之间并非单纯的映射关系，而是高低维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只靠逻辑无法逾越的鸿沟。要实现这一跨越，要依赖学术共同的一种承诺，这是一种默会知识。不同问题域中的承诺很可能不一样，所谓代表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承诺之间的碰撞。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汉以“‘两张皮’是如何形成的？——质性研究中理论与案例的脱节及其应对”为题展开报告。他首先分析了“两张皮”的特定内涵，即它是质性研究中特有的问题，是指理论和案例各说各话，相互之间对应不上。他表示，若采用特定理论来解释或解读案例，而构成该理论的结构性条件和机制未必与所选案例对应。此时，这类研究要么削足适履，要么一叶障目，无助于理论的发展。随后，他分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量化研究对质性研究代表性的责难，很大程度源于质性研究经常出现的“两张皮”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多案例比较的“难以控制变量”和个案研究中的“缺乏比较”，另一方面在于过分依赖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认识论，忽略了演绎逻辑的价值。最后，他提出了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案，即首先要在认识论上破除对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迷信，既要充分考察经验事实，又要超越它；其次要重视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吸收和采用演绎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以“田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与民族志拓展”为题做主题报告。他表示，田野研究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追求的是从实求知，并以民族志的书写为目标指向。田野研究重在对人的多样性转化能力的发现，重在对社会与文化秩序构造的独特性理解。随后，他指出田野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即行、观、知、表。“行”即走出自我，迈向田野；“观”即洞察现实，寻求联系；“知”即智性了悟，文化自觉；“表”即表达书写，公器共享。他进一步表示，田野研究的关键方法是观察和理解。其中，观察的本质是映射，而理解的本质是投射。在观察时，要看得细、看得全、看得透；在理解时，要大脑灵活，以感悟实现“通达”的境界。在写作阶段，他强调，写法即看法，既包括体现质的实写，即民族志；也包括体现文化的虚写，即对于文化的意义阐释。接着，他指出了时间对于田野的重要性，只有长时间浸润才能发现真实，并强调了田野工作中“虚写”的重要性，即对田野中看不见的内容的书写。他还强调田野中要注重在材料基础上的觉悟和提升，整体性理解文化。要实现这一点，关键是问题的发现与联想，并且要在田野中脚勤、眼勤、手勤。

在圆桌讨论以及观众提问环节，三位专家分别就“如何组织质性研究读书会”“处理好田野研究中经验和理论”“学术新人如何实现田野研究中的‘通透感’”“城县乡的差异”“知识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回应。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李朔严以“案例研究的两大传统”为题做主题发言。他首先指出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关注。第一种案例研究秉持基于解释的传统，它关注的是动力因，要通过动力因来解释经验现象。它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思维，把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类比为自然现象，目的在于发现社会规律。但是，社会科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并不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因此，第二种案例研究传统强调上述差异性，秉持基于诠释的理解的立场，它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主观理由而非客观原因。因此，理解传统的案例研究秉持目的因，其研究目的在于对特定的具体事实做出因果解释，不以追求规律为目标。随后，他从具体写作上分析了二者的特点。解释传统的案例研究材料结构化，但故事性弱，多见于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解传统对的案例研究材料非结构化，但是故事性强，多见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可以说，前者科学性更强，后者的人文性更浓。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超围绕“迈向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过程追踪的路径”展开主题报告。他首先强调“迈向理论导向”是为了反对“重叙述，轻因果”的个案研究，而过程追踪则实现了个案内的因果推断。随后，他界定了因果机制，即“初始原因与最终结果之间的中间步骤”，包括实体与行动两部分，而不是中介变量。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了过程追踪的逻辑原理为贝叶斯推断，并以福尔摩斯破解“银色马案件”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证据特征的划分，包括独特性和必要性。前者是指确证性效力，后者是指否定性效力。由此，过程追踪需要对四种类型证据进行检验，包括风吹草动、冒烟手枪、双重决定和环箍检验。在实际研究中，最主要依赖必要性低且独特性高的冒烟手枪检验和必要性高且独特性低的环箍检验。前者的优势在于肯定假说，但是论证的难度大；后者的优势在于论证的难度小，但仅有利于剔除假说。最后，他通过期刊中使用过程追踪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指出研究者需要对证据进行评估，但因果机制的外推性有待讨论。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于文轩以“统计学与案例研究”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首先指出，案例研究尽管为学科与理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这一方法要么被神秘化，要么饱受批评。随后，他强调案例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研究类型，并以《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为蓝本，指出社会科学的旨趣包括四点：以推论为目标；研究程序公开；结论不确定；内容是关于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定量研究一样共享上述原则。随后，他提出在方法论争论中理解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案例研究。统计学可以理解为一种世界观，此时案例是具有理论意义的受时空限定的现象，而案例研究则是通过对个案或少数案例的观察来获得更大总体案例的认识。统计学假定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数据生成机器，每个案例便是这个机器产生的一个数据点，一个观察，它的哲学基础是后实证主义。因此，案例的典型性便可以理解为相关变量的取值为“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极端案例则可以理解为相关变量的取值为最大变异值。最后，他还介绍了案例研究的步骤，包括启动、案例选择、研究工具和程序设计、进入现场、数据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比和结束研究。

在圆桌讨论以及观众提问环节，三位专家分别就“理解传统的案例研究回应代表性问题”“过程追踪的价值”“如何评判一个研究”“案例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理论启示乃至审美等多个层次的价值”“解释和理解传统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差异”“独特性与必要性证据和集合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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