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2023年12月25日 ）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全球通胀高企，国际贸易条件恶化。在复杂艰巨的各种挑战面前，中国顶住外部压力，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持续散播诸如“中国经济见顶了”“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压力”等言论。

美西方竭力唱衰中国经济的背后，隐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如何在国际背景下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条件是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对以上问题进行解读。

美西方缺乏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判断

记者：如何看待美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一些论调？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桑百川：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西方一直存在着唱衰中国的论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和西方不同的模式。中国在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道路。

美西方国家在唱衰中国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的利益的。如果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成功，也让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他们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人类的目标和选择。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制度，他们对中国经济极力地吹毛求疵，唱衰中国。

实际上，美西方缺乏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判断。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这是在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在调整，也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即便是增速放缓，仍然在世界上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美西方的主要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要高很多。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第四个季度中，中国经济向好态势继续，在外贸、消费、投资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更积极的信号。总之，一系列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在向好的态势上继续稳健复苏。

另外，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美西方也在考虑是不是和中国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从而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如果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他们又会考虑如何保全自身的利益。

个别机构调降我主权债务评级展望值得关注

记者：12月5日，穆迪评级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并指出了我经济增速放缓风险。与穆迪相对，很多国际机构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如何理解不同机构的评估反差？

桑百川：西方的一些评估机构，他们亦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和理解是否深刻。

如果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的前景，了解中国自身的经济运行规律，那就应该感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疫情冲击和外需下滑，以及全球化逆流的严峻挑战下，回旋余地依然很大。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优势非常明显的国家，在数字经济革命的条件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阔的。同时，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特别是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也支撑着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态势。

所以个别机构对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展望的下调也提示我们，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地化解房地产风险以及地方债务风险，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以保持中国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推动经济结构升级，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多数国际重要的金融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还是持有积极态度的。例如瑞银集团预期明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超过5.2%，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都比原来要高。

“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是片面的

记者：是否存在“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

桑百川：“外资撤离”之说是片面的。外资在改革开放时进入中国市场，今天也面临着结构调整。一方面确实存在着部分外资撤离中国市场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增的外资，特别是高技术领域中的外商投资在更快地增长。所以这是结构性地调整，其中既有中国内在的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从内部的因素来看，中国过去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来吸引那些成本寻求型的外商投资。现在随着要素成本的全面高企，成本寻求型的外商投资优势有所削弱，因而选择进行结构调整，甚至部分撤离中国市场，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一些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去投资。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升级，我们谋求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一些高污染高消耗、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低的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可能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基础，选择撤离中国。

从外部因素上来看，主要是美西方国家在加速重构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比如在“中美贸易战”下，一些被加征关税的商品出口成本提高，就会选择到关税水平更低的国家去生产。还有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中，美国把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纳入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采取“脱钩断链”的做法，也扰动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布局，所以他们往往采取“N+1”的策略，即把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同时，为了分散风险，也在其他国家选择设立分支机构，分散投资。

总之在经济环境变动的条件下，外资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是一种必然的状况。中国希望与外资同行，特别是对于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符合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要求的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的服务业，更加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事实上，很多跨国公司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在转型升级中所带来的巨大的商机。中国也在努力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良的经营条件，外资企业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中国有应对挑战的独特优势

记者：如何在国际背景下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条件是什么？

桑百川：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化，比如地缘政治冲突、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外需的下滑等。再加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国际生产投资体系收缩，这些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的挑战。

但是，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也有自己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赋能传统产业等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新景象。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已经成为出口“新三大件”。

此外，中国的人才资源规模庞大，每年超过1,2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一大部分是未来技术创新重要的人才支撑力量。同时，我们的研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在高科技产业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和高科技服务业在不断地积蓄新的能量。

因此，数字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再加上持续的深化改革开放，会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也助推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仍然可以延续。

通过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记者：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中国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明年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桑百川：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做出了判断，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态势是稳健的，中国经济的韧性是强大的，中国经济会继续在复苏的道路上前行。

同时，也确定了新一年的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表明中国会继续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实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在政策支持下，宏观经济的环境会持续优化，保持经济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

会议特别强调进一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制度性开放，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制度体系，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以“边境后”规则为核心，确立一种开放型的经济支出体系。通过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从而创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运营制度成本，使得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中国经济的活力会更进一步地显现。

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记者：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提供了哪些确定性？

桑百川：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取代了美国过去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未来中国经济也一定会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拥有大市场优势，在持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也在提高，我们也在积极鼓励进口，更大力度吸收和利用外资。外资和中国企业进行有效合作的同时，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对相关国家的投资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会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增长动力。

中国高举全球化的大旗，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成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因而，中国希望建立以规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全球化逆流的阴霾不断发力，实现更紧密的国际分工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附：原文链接

https://news.sina.cn/2023-12-25/detail-imzzfueu0662066.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