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报》：（吕越）吸引外资，中国精准施策

（来源：《国际商报》 2024-03-29）

近来，中国在部署吸引外资政策方面可谓响鼓重槌——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仅隔7个月，中国在吸引外资领域推出两个重磅文件，释放出什么信号？行动方案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总体形势如何？在面临诸多外部环境风险与挑战的背景下，吸引外资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是否充足？国际商报特邀专家学者热议引资话题，共望引资前路。

专家圆桌：

刘英奎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于勃 普华永道中国综合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

诸斌 澳洲会计师公会华东和华中区委员会会长

吕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排名不分先后）

1.时隔7个月，中国在吸引外资领域推出两个重磅文件，您认为此举释放出哪些信号？

刘英奎：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三年，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造成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直接投资处于低潮。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科技、经贸打压，“脱钩断链”、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压力，稳外资任务艰巨。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接连推出两个有关引资的重磅文件，向外界释放了两大信号：一是向世界明确表达，无论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始终如一，且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以此回应个别海外媒体的质疑，打消少数外资企业的顾虑。二是中国将以更大的开放力度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在华发展空间，以更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更高效规范的公共服务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以此提振外资企业信心，吸引其扎根中国、扩大投资，长期在华经营发展。

于勃：此举释放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是中国高度重视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的政策信号。两份文件体现了针对稳外资工作的顶层设计，也是对过去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更好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部署的具体落实，彰显了中国政府对外资工作的高度重视，十分及时且必要。二是落实落细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信号。去年发布的意见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企国民待遇、加强外资保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和完善投资促进方式六方面提出了24条政策措施，对各地区、各部门出台相关落实举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次发布的行动方案则更加翔实细化，比如进一步列明医疗和金融等领域的具体开放举措、明确外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签证有效期等，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

诸斌：两份文件的推出，体现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外商投资、营造更优营商环境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主动拥抱世界、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承诺不变。

从优化税务营商环境的角度看，落实上述文件可实现如下效益：一是提升税收征管透明度。通过建立更为透明公正的税收征管体系和税收制度，增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提高其税务遵从度，降低潜在税收风险，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的税收征管效率。二是提高税务管理效率。通过优化和简化日常税收程序和办事流程，降低外资企业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其投资便利性。这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企业选择在华开展业务。三是营造更为和谐的外资税务营商环境。通过实施一系列税务优惠政策和税务便利化举措，提升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整体税收效益，为其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引入新增项目营造更为和谐的税务营商环境。

吕越：第一，中国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两方面目标要求，这表明中国将继续积极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释放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

第二，中国积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中国坚持完善国内规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现出中国积极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决心。

第三，中国主动给予全球经营主体稳定的投资预期。中国加大引资政策力度，为外资企业提供各项优惠措施，极大程度减少了海外投资者的担忧。

2.相较于过往的引资政策，您认为行动方案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其中哪些政策措施让您印象深刻、期待较多？

于勃：行动方案提出的具体政策措施含金量较高，特别是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我个人最关注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举措，这是近来外资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的问题。行动方案提出的24条措施中有两条与数据流动直接相关，包括支持外企与总部数据流动、健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彰显出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诉求高度重视、认真解决的态度。中央网信办在行动方案出台不久后就发布了《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标准，落实速度之快令人称赞。

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行动方案要求合理缩减负面清单，明确在外资企业关心的基因诊疗、增值电信等领域开展准入试点，同时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开展银行保险、债券基金等领域业务。这些举措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促进中外技术交流合作，造福广大消费者群体。

在优化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行动方案要求加快制定出台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内外资企业生产的符合标准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既是外资企业反映问题集中的领域之一，也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我们非常期待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的尽快出台。

刘英奎：让我印象最深的外资政策新突破有三个方面：一是吸引外资与科技创新战略相结合。行动方案提出，要深入实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外资研发机构、跨国公司平等参与研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二是吸引外资与制度型开放相结合。行动方案提出，要率先探索实施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投资便利化、数字贸易等领域谈判成果，加大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试点力度，主动对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发挥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开放引领作用，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建设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三是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与总部数据流动，促进外资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等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上述新突破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外资企业关注、诉求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中国迈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

诸斌：过往促进外商投资政策着重于总体规划和方向性布局，而行动方案最鲜明的特征在于“落实具体行动”。行动方案出台前，相关部门开展了细致的调研和分析，确定外商投资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堵点，如税收负担重、行政审批繁琐、市场准入限制仍需减少、保护制度不够健全等。行动方案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对外商投资各项工作进行了细化，明确责任主体、具体措施、实施进度等，并明确监督评估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效实施。

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和实施路径的设计，旨在消除外商投资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建立健全更为开放的外商投资生态圈，着力提升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让外资企业对在华蓬勃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吕越：行动方案在畅通创新要素流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其中两点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第一，在保障数据跨境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港澳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这将有利于规范跨境数据安全管理，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第二，积极推动加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将有助于推动国内相关领域规则的完善，推动中国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建设。

3.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总体形势？我们能否实现稳定外资基本盘的既定目标？

于勃：我对中国实现稳定外资基本盘的既定目标抱有很大信心。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总体形势可概括为“同频共振、结构优化、未来可期”。“同频共振”是指，中国引资的总体形势离不开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近年来，全球跨境投资波动加大，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近两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均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去年以来，中国引资规模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属于正常现象。“结构优化”是指，虽然中国引资规模出现波动，但总量仍然处于历史高位，且质量不断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去年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为37.4%，创历史新高；制造业引资占比为27.9%，比上年继续提高。“未来可期”是指，中国引资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从需求端看，中国经济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型城镇化建设、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均蕴含着巨大需求潜力，有待内外资企业共同挖掘；从供给端看，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优良的基础设施、充足的人才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外企在华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空间。

从外界反馈来看，中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今年1月，普华永道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布的《第27期全球CEO调查报告——亚太区：加速转型引领发展》报告显示，亚太区CEO仍视中国为其全球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中国美国商会调查亦显示，50%的企业仍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投资目的地。

刘英：我认为中国能够实现稳定外资基本盘的既定目标，原因如下：

一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作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将保持在27%以上。这些都表明，中国是任何一家外资企业都无法忽视的超大规模市场。

二是新质生产力将激发更大的发展潜力。当前，中国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其中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将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

三是制度型开放带来巨大红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实施两年，同时中国正谋求加入CPTPP和DEPA，不断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将释放出更多制度型开放红利。

吕越：未来我们能够实现稳定外资基本盘的既定目标。第一，中国作为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仍然不减。2023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保有信心。第二，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近年来，中国从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以及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等领域发力，极大提升了营商环境的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

4.未来，中国引资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应如何做好应对工作？您认为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充足吗？

刘英奎：未来，中国引资将至少遭遇三方面挑战：一是一些西方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脱钩断链”政策举措，对外商在华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经济体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纷纷加大引资力度，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三是本土企业技术进步迅速，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增强，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在华市场份额缩减。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中国仍有诸多引资优势和政策空间，如政治稳定优势、超大市场优势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对外资依然有着巨大吸引力。我们的应对举措除了持续提高外资政策透明度、稳定性、公平性，一如既往地为外资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外，在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于勃：未来中国在引资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从内部看，主要是成本优势逐渐消退，营商环境仍待优化，外资政策的落实仍然存在不够到位、不够透明的问题，外资企业的政策获得感与预期存在差距。从外部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非经济因素对外商投资造成较大干扰。当前，各国都高度重视引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特别是为了抢占数字、绿色产业竞争制高点，鼓励制造业回流和引入外资，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同时，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也对全球投资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要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锻长板、补短板，扎实推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各项工作。一是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制度环境优势的增强对冲成本优势的消退。二是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作用，进一步推动投资便利化。三是营造有利的外商投资舆论环境，持续开展外商投资支持政策、法律法规宣传，畅通外商投资投诉举报渠道，让外资来得放心、投得安心。

我们的政策“工具箱”始终是充足的，中国在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仍有大量政策工具可用。各部门各地方经过多年对外开放也积累了大量政策资源和区位优势，可以在下阶段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

诸斌：中国目前仍是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市场，并且在政策“工具箱”里备好了充足的工具，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以及引资形势表示乐观。

未来，建议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全国“一盘棋”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各地区间的协调与合作，还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具体的行动建议包括：第一，统筹各地资源和产业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协同发展。第二，加强政策协调，各级政府之间要加强沟通，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性，避免因地区间政策不一致而导致投资者面对困惑和不确定性。第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各地区之间信息互通共享，让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各地投资环境和政策优势。第四，推动产业协同发展，鼓励不同地区间产业的互补发展与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第五，鼓励人才跨地区流动和交流，促进各地区间的人才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

我相信，有效使用上述政策工具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调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吕越：未来，中国应坚持以自身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第一，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一方面，要探索绿色贸易标准和认证体系，发展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加快贸易绿色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健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推动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第二，发挥政策的协同作用。一方面，要加快出台金融、税收以及外汇等方面的支持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商享受相应的优惠措施；另一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推进电信、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

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充足。第一，中国通过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利于促进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的发展，积极培育外贸新动能。第二，中国通过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提供更多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措施，有助于提升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助其降本增效。第三，通过负面清单模式逐步推动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鼓励外资企业在先进制造、高新技术以及节能环保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有利于充分激发外资活力，提升国内市场竞争力。

刘英：中国引资会遇到西方国家“脱钩断链”等挑战，也会遇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侵蚀和阻隔。有鉴于此，我们要坚定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型对外开放，包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稳定性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政策“工具箱”是丰富的，特别是正在加快培育的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加速发展，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赢得竞争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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