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能源观察 2024-04-15）

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大型工业企业外移，德国“工业空心化”风险正日益显现。

2024年4月1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展开访华之旅。这是朔尔茨自2021年12月就任德国总理以来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今年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此次朔尔茨携环境、农业、交通3名部长作为代表团成员一同访华，由西门子、宝马、奔驰等大型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也随同访华。

过去两年，以工业为主要支柱的经济体德国深受能源危机影响，经济疲软，产业链外流，德国政府也希望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能吸引更多中国企业的投资。

由于能源价格飙升，2023年德国通胀率达5.9%，为1990年以来的第二高值（仅次于2022年7.9%的最高纪录）；工业产出连续下滑，不少企业面临停产减产压力，其中高耗能和能源行业降幅最大。

制造业下滑拖累经济复苏。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下降0.3%，是G7国家中唯一一个出现经济萎缩的国家。同时，多家主流机构预测德国经济增长2024年将再次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德国2024年GDP增长预测下调一半至0.3%。德国央行也发出警告，称德国经济将在2024年一季度继续萎缩，陷入技术性衰退（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萎缩）。

2024年德国工业企业能否顶住压力维持经营，产业链、供应链会否重构，能源转型政策将如何影响工业发展等，成为摆在德国政府面前的必答题。

01 工业能耗下滑，低价能源时代结束

在德国，电价高低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德国工业联合会（BDI）警告，电价上涨对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威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在接受eo采访时表示，能源价格上涨对德国制造业来说不仅增加了能源成本压力，还导致社会经济运行整体成本的上升，一系列的成本增长拖累经济复苏。

而德国目前的电价水平之所以较高，一方面是由于在俄乌冲突前天然气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占55%。俄乌冲突后，美国、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俄罗斯也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2022年起从俄罗斯经乌克兰和波兰管道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显著减少。而德国几乎没有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天然气供应紧缺导致价格飙涨。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后各国经济复苏，加上极端天气导致供暖需求增加，能源市场需求上升。

虽然天然气发电量在德国总发电量占比仅13%，但由于欧洲电力市场采用边际定价机制，电价深受边际机组燃料价格的影响。天然气发电成本的急剧增长令德国批发电价水涨船高。2022年8月电力危机期间，德国批发电价较上年同期增长459.5%，而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电价分别上涨70.6%、64.0%和53.8%。2023年，德国电价水平仍比2019年的平均价格高出61%。据德国《商报》计算，2023年德国能源密集型企业在现货市场上支付的电费是俄乌冲突前的两倍多。

另一方面，随着德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退核减煤的推进，电力系统运行成本攀升，也驱动终端电价上涨。

图：2019—2023年德国工商业电价与其他欧盟国家电价对比（白线为德国电价走势）

来源：彭博新闻社

2024年初，包括电力在内的二次能源价格指数下降了近四分之一。但据能源监管机构德国联邦网络局（BnetzA）局长克劳斯·穆勒（Klaus Müller）预计，2024年德国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仍将保持高位（高于俄乌冲突前）且短期难以回落。

穆勒指出，“德国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过去。”

目前德国工业企业的主要压力来自高昂的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工业企业的度电价格几乎是美国和加拿大的3倍。在欧盟内部，德国电价位于中等水平（意大利、西班牙电价较贵，法国电价则相对便宜）。德国工业联合会副总经理霍尔格·洛施（Holger Lösch）在《商报》发表评论，认为“德国电价在国际排名中不再具有竞争力。”

由于能源价格高企，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耗量连续两年下滑。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能源消耗量较2022年下降7.9%，跌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2年则比上一年下降了9.1%。

对此，德国工业协会发文表示，能耗减少并非源自能效提高，而是由于企业减产或停产。

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工业产量比上年同期减少1.5%。2024年1月，能源密集型工业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3%。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宣布，将关闭其两家德国工厂，公司规模将在2025年底前缩小三分之一。该公司北欧负责人玛丽亚·罗格（Maria Röttger）在接受采访时说，成本压力让公司无法在德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卡车轮胎。

02 工业企业外迁，德国政府减税降费

传统高耗能行业之一——化工产业因能源成本飙升而遭受重创。

德国化学工业协会（VCI）的调查显示，由于能源转型计划带来的不确定性，近十分之一的公司计划永久停产。目前，欧洲最大的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计划裁员2600人，还将关闭在德国本土的部分氨厂和化肥设施。朗克斯公司也将裁员7%。VCI主席马库斯·斯得里曼（Markus Steilemann）指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企、订单不足等因素给德国化工企业带来压力。

越来越多的大型制造企业正将生产线从德国转移到电价较低的国家，或缩减在德业务。

德国专业机械工程制造商GEA集团计划于2024年底关闭美因茨附近的一家泵厂，并在波兰布局新的生产线。光伏电池板制造商Solarwatt首席执行官德特勒夫·诺伊豪斯（Detlef Neuhau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已裁员10%，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可能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

除成本困境外，德国制造业还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以及技术工人短缺、外商投资减少等危机。2022年底，德国经济和气候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曾表示，如何把工业巨头留在德国是2023年政府面临的核心挑战。

为解决工业领域难题，近两年德国联邦政府多次开出减费降税“药方”。

据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介绍，2022年11月，德国政府宣布对电价实施“紧急刹车”。家庭用户和年用电量低于3万千瓦时的中小型企业会获得上一年年用电量80%的基本配额，这部分电力的价格上限为40欧分/千瓦时。大型工业公司则将获得上一年年用电量70%的基本配额，价格上限被设定为13欧分/千瓦时。

2023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再次针对工业企业提出补贴计划，由政府在未来五年内提供额外的减负政策，并将补贴计划纳入“电价一揽子计划”中。

“电价一揽子计划”被视为电价“紧急刹车”计划的升级版。该计划旨在进一步减轻能源密集型（如铝厂、电炉钢厂、氯碱、造纸厂）和生产型企业（如年用电量达到12.5兆瓦时的面包房、肉类加工商或啤酒酿造商）的成本负担，提升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首先，“电价一揽子计划”将至少降低电价两年，并延长和扩大现有的补贴计划。其中，针对生产型企业的电力税将大幅降低，降至欧盟最低值，即0.5欧元/兆瓦时（注：2023年企业电力税为15.37欧元/兆瓦时）；同时将扩大享受减免政策的企业范围，目前约有3万家企业可以享受电力税减免。

其次，联邦政府将对约350家具有显著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延长现有的用电碳排放成本补贴。根据测算，企业将获得每兆瓦时高达75%的用电碳排放补偿。以往1000兆瓦时以内的用电量不享受碳排放电价补偿，需由企业自行承担，但为进一步减负，德国取消了这项规定。

此外，现行电价补偿中的“超级上限”规定也将延长五年。目前，德国约有90家高耗电企业正在享受此项规定，这些企业承担的碳成本最高不超过其创造的总附加值的1.5%。以往，规定要求碳排放许可证费用的5%须由公司支付，现在最低限额要求也被废除，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目前，2024—2025年的电力税降税计划已通过法律形式得以明确，并有望在未来三年延长。德国联邦政府正实施并扩大电价补偿措施，届时将修改电价补偿措施的资助准则，并提交欧盟委员会批准。

另一方面，德国经济部于2022年12月1日—2023年6月30日向能源公司征收暴利税。数据显示，仅2022年12月—2023年3月，征税产生的收入就达4.17亿欧元。近两年由于能源价格高涨，一些运营成本较低的能源公司利润成倍上涨，德国能源巨头如莱茵集团（RWE）、Uniper等发电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03 能源政策生变：退煤放缓，扩大气电规模

在减费降税的同时，德国能源政策也有所变化。

2023年4月15日，随着最后一座核电站的关停，德国正式结束核电时代。而重要的基荷电源关停意味着，德国未来应对能源供应紧张风险的能力被削弱，终端电价仍面临上涨压力。

辜学武指出，目前德国参与执政的绿党视“核能”为洪水猛兽，已经将“核能”意识形态化。这对德国影响深远，未来德国将被迫从周边国家进口更多电力，并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与此同时，德国还将继续退煤政策。2019年1月26日，德国煤炭委员会正式宣布退煤时间表，确定最晚将在2038年年底前结束运营所有煤电。这被视为当时最具雄心的转型目标。不久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上任前将“退煤”承诺提前，全面淘汰煤电的目标年份从2038年提前到2030年。

但俄乌冲突后，能源紧缺令德国重新启用并推迟关停部分煤电机组。

为避免核电关停后可能出现的电力短缺，2022年7月，德国政府宣布让更多煤电厂待机近2年，并出台《替代电厂可用性法案》，确保原定关闭的煤电厂保持运转状态，退役煤电机组可在特定时间重新参与电力市场，这部分机组容量达10吉瓦。

延续煤电的目标非常现实——在需求高峰期替代气电，以此保持低价。根据预测，煤电重启可节约3.9—5.6太瓦时的气电，电价可下降0.4—2.8欧元/兆瓦时。

而对于能否在2030年前关停煤机，德国电网运营商持不同意见。德国联邦网络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在运的硬煤和褐煤发电机组约29吉瓦，至少需要20—25吉瓦新的发电容量作为替代。BnetzA的负责人表示，到2031年3月底前应至少保留几座煤发电厂作为备用，在需求高峰时确保电网稳定。而德国的几家电网运营商则呼吁延长备用煤电厂的服役时间，认为这对确保系统稳定十分必要。

发电商也认为提前退煤的计划不容乐观。Uniper负责人在2023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能否在2030年之前关闭所有煤电厂，取决于新招标流程的进展，以及建造新电厂的速度。但我可以确认，未来几年时间非常紧张。”

目前德国各界对于退煤进程的预期，正出现反复。不少地区出现了放缓替代进程的声音，对退煤过快可能造成电网安全和经济冲击的担忧也越来越多。董秀成指出，能源成本增长是退煤放缓的主要原因，拖累德国能源转型进程。

为实现转型平稳过渡，德国政府继而押注天然气。

2024年3月初，德国批准了欧洲最大的气电站扩建计划，将建造约15—20个新站，发电容量达10吉瓦，并要求开发商在2035—2040年将其升级为可燃烧氢的设备，且为CCS（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留出空间。根据预测，气电站扩建将在未来20年花费150—200亿欧元（包括投资补贴和运营成本）。2024年2月，德国政府曾同意拨款75.5亿欧元，激励私企投资新站。

04 产业外迁后，制造业会否回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制造业保持着核心竞争力，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是其主要优势行业。

尽管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化加深时期不停转移、重构，一些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明显下降，过去20年，德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基本稳定在8%—10%。但近两年，德国工业不仅受到供应链、产业链重构，以及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也面临着困扰其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即工业转型和专业劳动力短缺。

目前来看，德国能源价格即使从高点回落，其能源结构和价格也基本无法回到俄乌冲突前的水平。这意味着，德国的众多企业可能会加速全球布局。辜学武认为，面对价格压力，德国可能会乘势进行结构调整，巩固其海外全球供应链以适应新的逆全球化外部环境。

“德国的一部分工业基础可能会流失或淘汰，但大规模‘去工业化’不太可能发生，不宜低估德国工业的韧性”，辜学武指出。

如今，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德国再度重视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重构本土产业链。

“过去由于生产制造成本不断增加，欧美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转移到成本和消费集中的其他地区，使得本土产业空心化，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性增强。近几年欧美国家开始强调产业链的重构，并试图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转向再工业化”，董秀成向eo记者解释。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欧美国家对于核心竞争力的重塑。

2024年德国工业面临的困境将更加凸显：外企在德国的投资额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德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大幅增加，而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和地缘政治不稳定，都将令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工业受到影响。

董秀成说，在产业外移叠加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德国保持自由贸易的同时，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去风险”。此外，德国也在发展新的脱碳路径，加速氢能、合成燃料等技术的发展，保持其传统优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

但从长远来看，保护主义不会带来成功。辜学武表示，作为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立国的现代工业国家，德国在贸易保护方面一直保持谨慎，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期保护措施，不过预计德国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不会轻易改变。

附：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tUE731vyqsKrp_OQ5M2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