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经三年多，“一带一路”目前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一带一路”现在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中国的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一带一路”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吗？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一带一路”势必是热点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北京高校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王志民教授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分析“一带一路”的推进情况。

王志民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的时间，从无到有、由点到线，从线到面，其发展进度和实际成果超出预期。

王志民表示，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必须发挥智库的作用。目前研究“一带一路”的智库众多，但库多智少。大部分智库还沉浸在书斋里研究，缺乏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真正有影响的智库，应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研究机构，甚至聘用当地人才，与当地政府合作，才能真正提出由价值的建议。

王志民认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主要产能处于中端水平，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产能转移无疑是主要路径。如果将这些产能转移到一般发展中国家，将会很快转化为生产能力，并适合其市场需求，不仅能够极大地解决就业问题，而且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以下是专访实录：

中评社：“一带一路”目前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王志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联合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家相继都提出振兴丝绸之路的构想。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商品北上，能源南下”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真正的战略构想，说到做到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的时间，从无到有、由点到线，从线到面，其发展进度和实际成果超出预期。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已有多个国际机制可供支撑，正在“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其次，战略对接成果丰富。中国已经与4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布局。特别是中国与法国、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还签署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协议。2016年11月，中法将共同设海外投资基金，投资海外项目。这不仅帮助一些沿线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

再次，产能合作给相关国家和人民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2014年哈萨克斯坦出台“光明之路”经济计划，中哈两国就开始了“一带一路”和“光明之路”的全方位战略对接，其中产能合作便是战略对接的重点。

中哈产能合作已经被打造成“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的窗口和样板。中哈产能合作，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不可估量的溢出效应，辐射并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的鹏盛工业园就是产能合作的典型案例。乌兹别克虽然具有劳动力丰富，工业生产能力却相对薄弱。鹏盛工业园里生产瓷砖、水龙头、手机、皮革、鞋类……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产品。该工业园已为当地创造1300多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该州20%的税收。

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加。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下跌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却持续增长。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0日消息，代表超500家世界大型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公司的II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研究所）周四表示，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达3860亿美元，相较于三年前下降了30%，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 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 万个。

第五，亚投行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融资机构。亚投行成立一年多来，细致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树立了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实现了高起点运作。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考虑资金分配。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亚投行成员国，对于符合亚投行贷款原则的项目，亚投行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要切入点给予大力支持。同时丝毫不会忽视其他地区的成员，要同样给予积极支持。

亚投行首批四个项目，分别为：1，位于孟加拉国境内的电力配送升级和扩容项目；2，预计将与世行联合融资的、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贫民窟升级项目；3，与亚洲开发银行和英国贸易发展部联合融资的、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连接旁遮普省的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的M-4高速公路项目；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的，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连接该国首都杜尚别与该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一条公路项目。这四个项目，亚投行提供的贷款总额为5.09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

中评社：“一带一路”现在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王志民：第一，“一带一路”需要文化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先行，得到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构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其中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新契机，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打造“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创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产业模式。

第二，沿线国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联系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利益诉求各异，但均有合作愿望，所以，推进“一带一路”，需要求同存异，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国别，分区域对待，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目前，“一带一路”已经被划分为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另外还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但其中要做好16个1+1的工作。比如修建匈塞铁路之前，我们要对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铁路运力进行严格的论证。我去年11月底去了孟加拉国，亲身的感受是中国与孟加拉国的产能合作（特别是制衣业的产能合作）有着巨大潜力，但是近期孟中印缅的互联互通难度非常大。

第三，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必须发挥智库的作用。目前研究“一带一路”的智库众多，但库多智少。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智库还沉浸在书斋里研究，缺乏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即使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走马观花，难以形成鞭辟入里的观点。我觉得真正的智库特别是有影响的智库，应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研究机构，甚至聘用当地人才，与当地政府合作，才能真正提出由价值的建议。

中评社：中国的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王志民：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我想至少有六大风险：

一是部分国家政治与安全局势不稳定，面临政治转型且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大，如果发生政权更迭，将会导致政策改变。比如，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但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基本上都是在前任总统任期内签署的，新总统上台后便重新审核这些项目，致使该项目拖延相当长的时间。

二是虽然某些国家国内局势总体稳定，但中央政权难以控制一些地区局势，反政府组织实力强大，如缅甸存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巴基斯坦存在恐怖势力，这些均威胁着中国投资。

三是某些国家有着大国复兴的梦想且民族主义倾向严重，虽然政府愿意接受中国投资，但民间对中国投资有反感情绪，如印度、越南，甚至包括乌兹别克斯坦。

四是中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多，周期长，对未来预测和把控难度相当大。

五是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一些国家的内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投资环境恶化。

六是法律风险和国内腐败问题影响经济合作。一些沿线国家法律制度尚未与国际接轨，规则意识薄弱，监管机制缺失，劳资关系复杂，政府相关部门寻租现象严重，投资存在不确定性。就中国自身而言，还要防止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要引导中国企业“抱团出海”，以形成联手共进的竞争态势。

中评社：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王志民：其实，国际产能合作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两次承接世界范围内的产能转移实现了经济腾飞。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了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形成了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一次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两次产能转移主要是由外向内，中国面临的是自身接受与否的问题，而本轮产能转移主要是由内向外，战略抉择和实施的难度更大，需要与相关国家达成共识，并要有相应的合作机制保证。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主要产能处于中端水平，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产能转移无疑是主要路径。如果将这些产能转移到一般发展中国家，将会很快转化为生产能力，并适合其市场需求，不仅能够极大地解决就业问题，而且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后危机时期，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一些主要靠能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造业，这给我国的产能转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不仅具有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同时在资金和劳动力方面也有比较优势。

中国政府正在为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中国企业与他国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能合作（正在开展的合作形式主要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及人才培养合作等）。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能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共赢发展，同时反过来倒逼国内改革，推动中国和相关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价值链体系，还是以中哈产能合作为例，中国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钢铁厂、水泥厂、平板玻璃厂，一则可以就地消化哈萨克斯坦的优质能源(该国油气资源丰富，比中国国内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更环保、更高效)；二帮助哈建立适合国情的工业体系，因为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逾越的阶段；三是则能够解决哈国内的就业问题。

附：原文链接

http://www.crntt.com/doc/1045/9/2/6/104592655.html?coluid=93&kindid=15733&docid=104592655&mdate=030309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