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24-12-2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頔 北京报道 近期海关总署发布了今年我国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数据，以人民币计，1—11月份全国进出口同比增长4.9%，出口同比增长6.7%，进口同比增长2.4%，全年外贸走势已经基本明朗。

该如何看待2024年外贸表现？如何理解我国外贸面临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领域还有哪些机会和挑战？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就上述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

屠新泉表示，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扭转了去年同比下降的态势，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从趋势看，今年我国外贸增速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形势，这不仅与去年基数有关，同时也与宏观经济的大势有关。市场出于对明年贸易形势的避险预判，或会在年底前“抢出口”，12月份的外贸增速有望回升。

他进一步指出，近两年我国出口竞争日趋激烈，部分行业企业被迫卷入了“价格战”，这值得警惕，建议加快布局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出海，同时也要提振国内有效需求，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

谈及具体建议，屠新泉表示，可以培育支持企业出海的中介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推动银行、保险等增加出海支持业务。也要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加强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监管政策，给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受访者/供图

外贸企业竞争态势将得到优化调整

《21世纪》：前11个月外贸数据已经公布，你觉得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整体表现如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

屠新泉：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总体表现是不错的，扭转了去年同比下降的态势，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不过在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进口增长略显缓慢，这也反映了国内消费偏弱，需求有待扩张。

另外，我认为当前的进出口增速也是比较合适的，一方面维持了较高的增速水平，给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强的拉动和支撑，另一方面也没有增长过快。今年我国进出口之间的增速差异导致了贸易顺差有所扩大，我国的很多经贸伙伴也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如果进一步推高出口，或将导致更多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外贸进出口增速统计是基于总额的，近两年我国出口竞争日趋激烈，部分领域出现了出口总量高增、出口总额微增甚至减少的情况，有些企业被迫卷入了“价格战”，我认为这是值得关注甚至值得警惕的。我国的外贸发展早已超越了要靠“价格战”抢占世界市场的阶段，“价格战”有损中国行业企业的品牌形象，也有碍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健康可持续发展。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明确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相信将会带动外贸企业竞争态势优化调整。

从趋势看，今年我国外贸增速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形势，这不仅与去年基数有关，同时也与宏观经济的大势有关，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增加了我国外贸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特别是欧盟对华电动车征收反补贴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贸增长的预期。不过市场出于对明年贸易形势的避险预判，或会在年底前“抢出口”，12月份的外贸增速有望回升。

《21世纪》：从国别看，今年前11个月我国对欧盟、对美国贸易总值同比分别增长1.3%和4.2%，扭转了去年的下降态势，这背后有什么支撑因素？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呈现快速发展特征，前11个月分别增长8.6%和6%，你怎么看我国的外贸地理结构呈现出的新特点？

屠新泉：今年欧美经济恢复性增长给我国带来了更多的外部需求，而中国商品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很受全球消费者青睐。总体来说是外部需求反弹叠加内外激烈竞争共同作用，带动了我国对欧美贸易的恢复性增长。

我国贸易结构的重心从欧美转向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我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关系相对稳定并持续优化，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契合度也在提升。

从供给侧看，我国持续推动制造业向中上游迈进，主要的出口产品也从原材料、终端消费品转变为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以及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等。从需求侧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主要的进口需求是消费资料，而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则主要进口生产资料。从供给和需求匹配看，中国外贸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中间品、制造设备，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向发达经济体出口消费资料。

企业出海进入“快车道”

《21世纪》：回顾2024年我国的经贸发展，“企业出海”成为高频热词。你怎么看我国企业的出海选择？需要担心我国产业出现空心化问题么？

屠新泉：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向产业链供应链中上游迈进，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能逐渐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大背景下，国内企业出海经营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通过很多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走出去”主要以投资作为牵引，带动产业链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流动，与此同时我国的物流、金融等企业也相继“出海”为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保驾护航。外贸企业“走出去”，既是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带动发展中国家持续进步的重要方式。

“走出去”扩展了我国制造业体系的世界性布局，能够更深层次开拓国际市场潜力，从而避免在国内资源禀赋的约束下出现“内卷式”竞争。从“走出去”企业的经营表现看，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能够获得很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也得益于我国前瞻性地布局了共建“一带一路”，为企业出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支持。

至于我国是否会出现产业空心化，我认为尚且不必过于担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我国的制造业规模拥有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已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绝对规模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即使部分产业“出海”也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其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也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此外，美国、英国出现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或许与其过度的金融化有关，我国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人民银行在流动性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上的政策取向也与英美有所差异。因此，目前来看我国基本不会出现过度金融化。

《21世纪》：前11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顺差规模达到了62905.7亿元，已经超过2023年全年外贸顺差总额的57883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贸易顺差扩大？

屠新泉：贸易顺差扩大，一方面源于全球经济复苏下外需扩张带动我国出口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进口动力不强，这背后是国内有效需求有待提振。

9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时就已经在提振内需方面有所加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政策重心变化非常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更多侧重于支持生产端、调整供给侧，制造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出现了外溢效应，从而出现了生产者竞争，一些贸易伙伴为保护本国产业从而抬高了对华贸易的关税壁垒。

虽然看上去这是个国际经贸问题，但解决的方法却在国内，目前我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不仅关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应成为我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望明年，扩内需、促消费等逆周期调解政策将落地显效，国内消费需求会出现反弹，从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角度看，此前部分出口产品将转向内销，同时随着内需恢复扩大，也将带动进口额有所提升。在扩大进口、出口转内销的双重作用下，相信明年我国贸易顺差会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还是我国贸易领域的短板弱项，绿色贸易、数字贸易发展也还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为什么明年外贸工作要聚焦这些领域？你认为应当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屠新泉：当前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主要与出境旅游有关，但我认为这并不是特别值得担心的问题。对于下阶段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当前在服务业的外资准入方面还有一些行政性限制，市场竞争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能力偏弱，劳动生产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要继续加力缩减外商准入负面清单，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在绿色贸易领域，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不过竞争中存在“内卷”问题，需要加强政府引导与行业自律，要适应我国与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调整。

在数字贸易领域，我认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与市场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当然，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隐私安全都是非常复杂的规则问题，但我相信在进一步提升透明度、扩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我国依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工作的困难挑战时，明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会议也部署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对于明年稳外贸工作你还有哪些建议？

屠新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阐明了明年外部环境将会更加复杂严峻。虽然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具体产品和比例不好预测，但将对华增加关税壁垒已基本成为了确定性事件。此前中欧汽车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但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欧盟的竞争关系逐渐加剧，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还要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和应对。最首要的任务还是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产能调整，进一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扩大进口。

其次，要加快布局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当前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拥有非常好的口碑，国家政策导向可以进一步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比如加快培育支持企业出海的中介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推动银行、保险等增加出海支持业务。商务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大对国际市场信息的搜集力度，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加派人手提供更有效的投资信息。

再者，要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下大力气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壁垒。

此外，还需要特别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打好政策“组合拳”要求，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监管政策，给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

（作者：周頔 编辑：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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