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的痕迹

——论廖忠霈对廖馥君学术传统的承继与发扬 

吕巧平

    《德语语法》（廖馥君，1959，1979）^[1]是我国德语学科史上的经典著作。^[2]今天，在论及语言学问题时，一些文章仍会引用该书，^[3]而学术界所引用的《德语语法》并非该书的1959年初版，而是其1979年修订版。众所周知，《德语语法》的编者是廖馥君（1895—1971），^[4]却鲜有人了解，此书1979年版的修订者并非“老廖”廖馥君，而是另有其人，即“小廖”廖忠霈（1925.10.15—1983.01.24）。^[5] 

     廖忠霈为廖馥君先生哲嗣，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首位德语翻译（1950.02-1952.06在职）、我国第一代汉德同传译员。廖忠霈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简称经贸大学）的元老和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创始人之一（1952.06-1983.01在职)。

在我国德语教育史上，在廖馥君、商承祖（1899—1975）、张威廉（1902—2004）和冯至（1905—1993）之后，廖忠霈、祝彦（1926—2019）和严宝瑜（1923—2020 ）在1950年代初期开始了其德语教育生涯，^[6]他们比张玉书（1934— 2019）和杨武能（1938— ）年长十岁左右，是我国重要的日耳曼学学者。

本文以廖忠霈为研究对象，描写其生平，分析其学术成就，阐明廖忠霈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一、廖忠霈生平^[7]

     廖忠霈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上海时期（1925—1939）；二、四川时期（1940—1946）；三、上海求学时期（1946—1950）；四、北京工作时期（1950—1983）。

     廖忠霈在上海度过了其童年与少年时期（1925—1939）。 1925年10月15日，廖忠霈生于上海，他是廖馥君与魏琳丽丽（Lilli Wehling, 1902—1976）^[8]的幼子，他的两位兄长均移居海外，故廖忠霈是廖馥君夫妇惟一留在身边且子承父业的孩子。与我国大多数日耳曼学者不同的是，廖忠霈以德语为母语，至1976年7月，廖忠霈一直生活在德语家庭环境中。1933至1938年，廖忠霈就读上海威廉皇帝学校（Kaiser-Wilhelm-Schule zu Shanghai），^[9]掌握了英、法、俄语等语言，当时，汉语还不是他的主要语言。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1938至1939年，廖忠霈休学。

在四川时期（1940—1946），廖忠霈逐步融入中国社会。1940年初，廖忠霈由父亲廖馥君接到四川李庄。在补习了中文三年后，1943年秋，他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高一。此时正值抗战后期，1945年1月，廖忠霈应征入伍，1946年6月，他从军队复员。

在上海求学时期（1946—1950），廖忠霈弃医从文。1946年秋，廖忠霈返回上海，在同济大学附中续读高三。1947年秋，他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退学。1948年9月，他考入同济大学文学院德文组。1949年底，该德文组并入复旦大学德文组，他改在复旦大学读书。1950年2月，因新中国政务院急需德语人才，在取得大学肄业证书后，廖忠霈来北京工作。

在北京工作时期（1950—1983），廖忠霈首先担任政务院的德语翻译（1950.02-1952.06在职)；然后，他在经贸大学德语系教授德语（1952.06—1983.01在职）。

在政务院工作期间，1951年7至9月，作为我国的外交官兼德语翻译，廖忠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柏林参加了第三届“世界青年联谊会”，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德国经历。

廖忠霈在经贸大学工作近31年（1952-1983）。1952年6月，他调入中央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经贸大学前身）任教，从此，他一生都从事德语教育事业。他经历了经贸大学的初建、发展、停办和复苏的过程。1953年3月，在廖忠霈的举荐下，廖馥君也调入经贸大学，从此，廖氏父子在经贸大学共同耕耘。在1960年代，廖氏父子合编出版了《基础德语教材》（1960，1966）^[10]，这套教材是文革前中国人自编的成套德语教材之一。

廖忠霈属于新中国第一代德语翻译和同传译员。1954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德国、奥地利、卢森堡和冰岛青年代表团时，在陈毅副总理接待东西德青年代表团时，廖忠霈担任口译。在1950年代，作为笔译和同传，廖忠霈参加了我国的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包括1953年第二次团代大会、1954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1956年中共八大、1958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等。另外，1957年，廖忠霈主译的《世界民主市场》^[11]出版。

廖忠霈经历了文革时期我国德语教育的中断。1969年，廖忠霈全家随经贸大学下放河南固始。1970年8月，经贸大学就地撤销。1971年，廖忠霈返回北京。

1972年，经贸大学筹备复校，廖忠霈受命负责德语系的复建，此时，廖忠霈已成为德语系学科带头人。1972至1983年，廖忠霈担任德语系主任，他培养了王正富、陈健平^[12]等优秀学生。1978年，他协助马恩列斯编译局担任成仿吾新译《共产党宣言》 ^[13]的审校；1979年，他修订、主编并出版了三本书，即《德语语法（修订本）》（1979）、《基础德语教材（第I册）》（1979）和《基础德语教材（第II册）》（1979）。^[14] 1980年，他主编并出版了《基础德语教材（第III册）》（1980）。^[15]进入1980年代，廖忠霈担任我国教育部高等院校德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16]1982年，他当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因此，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是廖忠霈学术研究的巅峰时期，他已成为我国德语界的权威之一。

1983年1月24日，廖忠霈先生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终年58岁。

       二、廖忠霈的学术成就

 廖忠霈的工作时间是在我国的建国初期（1950—1965）、文革时期（1966—1976）和改革开放初期（1977—1983），一位学者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难能可贵的是，廖忠霈坚持学术研究，他继承并发扬了廖馥君的学术传统，继续研究德语语法、德语教学法和汉德翻译。^[17]

首先，经过四年（1975—1979）的艰苦努力，廖忠霈完成了对《德语语法》（廖馥君，1959）的全面更新，出版了《德语语法（修订本）》（廖馥君，1979）。比较两个版本的《德语语法》之后，可以确认，除了编写原则和体例得到保留之外，几乎在每一项语法说明和举例中，廖忠霈都做了修改、更新或增加：一、原版中的文学性举例为时事政治举例所替代^[18]，这使《德语语法（修订本）》（1979）颇具时代感；二、廖忠霈采用了新的语法术语，这是对德语语法的新认识；此外，例词例句、人名地名、德文中译名也得到了更新；廖忠霈以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取代了原版的繁体字和国语罗马音；^[19]三、廖忠霈增加了很多内容，这包括《修订本说明》、《语词索引》、“不定式句、分词句和句同位语”、文内索引、教学或自学说明，而且，全书所用语词都编入《语词索引》^[20]，因此，《德语语法（修订本）》（1979）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经过廖忠霈的修订，《德语语法（修订本）》（1979）具有了全新面貌和时代风格，适用于1980年代的德语教学需要，这是修订版沿用至今的原因之一。

其次，廖忠霈进行了德语教学法研究。根据多方查证和一份官方书面文献^[21]，本文确认，廖忠霈参编或主编了下列德语教材：一、《基础德语教材》（1960、1966）由廖氏父子合编。二、廖忠霈修订并出版了《基础德语教材（第I册）》（1979）；三、廖忠霈主编了《基础德语教材（第II册）》（1979）和《基础德语教材（第III册）》（1980）。更重要的是，廖忠霈发展了廖馥君的教学原则，他强调，德语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五种技能，^[22]他主张在德语教学中采用“听说法”^[23]。在《基础德语教材（第II册）》（1979）中，廖忠霈发表了一份表格，即《德语字母发音与国际音标、英语、俄语、和汉语拼音对比表（只供参考）》^[24]，这是廖忠霈对英、汉、德、俄这四种语言进行语音对比研究的成果。可见，在德语教学法研究领域，相对于廖馥君，廖忠霈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第三，在翻译领域，相对于廖馥君，廖忠霈同样既有继承，也有超越。与廖馥君一样，廖忠霈大量从事汉德笔译和口译，尤其是，他进行同声传译，这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与廖馥君一样，廖忠霈的口笔译俱佳，从事大量的外贸翻译；与廖馥君不同的是，廖馥君主要处理1949年前的德资企业文件，而廖忠霈则处理1949年后的前民主德国企业的相关文件。^[25]廖忠霈发表了一部德译汉译作，即《世界民主市场》（1957），这是惟一一部廖忠霈的署名作品。在1970年代中后期，他的翻译水平得到了学界公认，标志有二：1、继廖馥君之后，廖忠霈担任马列著作译文的审校。1977年11月30日，鲁迅研究室因《鲁迅日记》的注释问题致信廖馥君。廖忠霈于1978年1月2日回信到：“你们十一月三十日给我父亲的信转给了我，因近来教学工作较忙及马恩列编译局关于《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一些翻译上的定稿工作，没有及时给你们回信，特请谅解。” ^[26] 2、廖忠霈于1982年当选中国翻译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总之，在1950至1980年代，通过修订《德语语法》、参编或主编德语教材，进行汉德翻译和同声传译，廖忠霈继承并发扬了廖馥君的学术传统，在德语语法、德语教学法和汉德翻译方面，他进一步更新知识或认识，为我国德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廖忠霈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同传译员和有着31年教育生涯的德语教授，廖忠霈的学术历程比较独特，廖忠霈研究的学科史意义可谓不言自明。 

在1950至1970年代，在廖馥君的指导下，通过与廖馥君合编教材，廖忠霈进行德语教学法和德语语法的研究，这样的父子合作为廖忠霈后来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基础；在1980年代，廖忠霈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廖氏《德语语法》和《基础德语教材》做了全面更新，并继续编写新的教材，使德语教材更加完备，为文革后我国德语教育事业的复苏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要研究1950至1980年代的德语学科史，那么，廖忠霈是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之一。

     廖忠霈的学术经历有着与父亲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均大学肄业，自学成才，口笔译俱佳，擅长汉德翻译，从事德语语法研究，开发本土德语教材，进行应用型德语人才教育，培养青年教师。但在学术发表方面，廖忠霈有着与父亲不同的境遇：廖馥君先生久负盛名，而廖忠霈却在学术上升期遭遇了文革，在学术成熟期，他主要以廖馥君的名义或以集体名义发表学术成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廖忠霈最终实现了对廖馥君学术传统的承继与发扬。廖氏父子之间的学术传承是德语学科史上学术传承的特例之一。

      正因为廖忠霈在1972年足可担当大任，经贸大学德语系才得以复建，并继续发展。如今，经贸大学德语系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德语教育机构。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德语学人的薪火相传，我国的德语教育事业才继往开来，不断地发展壮大。

      希望本文能够为我国德语教育史和德语学科史的研究做出贡献。

（特向廖沛、廖方、廖曼蒲、王正富、陈健平表示感谢！）

[注释]

[1]廖馥君编：《德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59第1印，1960第2印，1962第3印，1963第4印，1963第5印。廖馥君编：《德语语法（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1979第1印，1984第2印，1985第3印，1986第4印，1987第5印，1989第6印，1991第7印，1993第8印，1995第9印，1997第10印，1999第11印。

[2]吕巧平：《论廖馥君研究的学科史意义》。载：《德语人文研究》，2015年第2期。第32—37页。

[3]董秀英：《假设功能的句法实现与相关翻译》。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6期。第112—114页；吕巧平，2015年。第35页。

[4]廖馥君先生是我国德语学科史上的重要学者、经贸大学德语系创始人，他于1914年赴德留学，先后就读柏林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柏林大学，主修德国文学，获肄业证书，1922年，廖馥君返回中国，他在同济大学工作26年（1927—1953）,在经贸大学工作18年（1953—1971）。参见吕巧平，2015年。

[5]廖忠霈：《修订本说明》。载：廖馥君编：《德语语法》，1979年，1984年第2印。第1页。

[6]祝彦自1951年在北外、严宝瑜自1952年在北大；廖忠霈自1952年在经贸大学开始教授德语。

[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档案馆：《廖忠霈档案》和《廖馥君档案》。2013年9月24日《廖馥君研究座谈会》；与商务印书馆外文编辑室、廖氏后人、学生等历史见证人的采访。吕巧平：2015年，第33页。

[8]魏琳丽丽是德国柏林人，1921年，她与廖馥君在柏林结婚，1922年随廖馥君来华，后入中国籍，曾任经贸大学德语系讲师。参见吕巧平，2015年。

[9] 德国政府所办学校，办学时间1895—1945年。1895年为庆祝俾斯麦80寿辰而开学，1906年更名为Kaiser-Wilhelm-Schule，1945年收归国有，后作为德国私人学校延续至1951年左右。

[10]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组编：《基础德语教材》第I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组编：《基础德语教材》第II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11] [德] 龚特尔·孔尔美（Kohlmey, Gunther）著，廖忠霈、张载杨、赵润译，廖馥君校：《世界民主市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2]王正富（1952— ），经贸大学1976届毕业生，曾任德语同传、德语系主任、中德学院院长、经贸大学副校长，著有《外贸德语会话》等。陈健平（1952— ），经贸大学1976届毕业生，著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

[13] [德] 马克思(Marx, Karl)、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著，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14]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室编：《基础德语教材》第I册（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室编：《基础德语教材》 第II册（第I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5]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室编：《基础德语教材》 第III册（第I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6]廖忠霈与祝彦同为第一届委员。

[17] 关于廖馥君的学术成就，参见吕巧平：2015年。

[18]参见廖馥君，1959年；1979年。

[19] 1959年，我国《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尚未得到全面应用，1959年版《德语语法》中还有大量繁体字，以国语罗马音拼写人名地名；而在1979年版《德语语法》中，廖忠霈改用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这延长了修订版的适用时间。

[20]参见廖馥君，1959年；1979年。

[2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廖忠霈同志治丧委员会：《讣告》。1983年12月。

[22]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室编：《基础德语教材》 第II册（第I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第I页。

[23]参见钱敏汝、卫茂平、魏育青、孔德明：《当代中国德语教育的纲领和模式》。载：钱敏汝、卫茂平、魏育青、孔德明主编：《当代中国德语专业教育研究报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00页。这里第18、24页。

[24]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德语教研室编：《基础德语教材》第II册(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25页。

[25] 参见吕巧平，2015年。

[26]廖忠霈：《廖忠霈信（一九七八年一月二日）》。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9—131页。这里第130页。

（作者系外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