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新闻网讯（记者 摄影 皓月）我校青年教师廉思主编《蚁族》一书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吸引了近百家国内外媒体追踪采访，近期“蚁族热”持续升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社会保障》等报刊杂志刊发对廉思专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也播出对廉思的有关采访。

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对廉思专访《“蚁族”概念提出者回应争议：让“蚁族”融入城市是解决问题的起点》，这是《中国青年报》继2009年11月18日后第二次专访廉思。该文发表后立即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转载。

由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中国青年》2010年第3期刊发该刊记者李纯专访廉思的稿件《蚂蚁的幸福关乎大气的温度》。

国家级核心期刊、由国家劳动保障部主管的全国大型社会保障综合月刊《中国社会保障》2010年第1期刊发该刊记者李静专访廉思稿件《“蚁族”生活实录》。

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话2010】就业组合拳促大学生就业》中播出对廉思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访问。

附：

1.《中国青年报》2月22日刊登对廉思专访《“蚁族”概念提出者回应争议：让“蚁族”融入城市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原文链接：

2.《中国青年》2010年第3期《蚂蚁的幸福关乎大气的温度》原文：

蚂蚁的幸福关乎大气的温度

采访—本刊记者 李纯

“如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巧合的是，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思考。”

——廉思《蚁族》

1.

起初，《蚁族》的火爆，让廉思有些不习惯。

这本书他是自费出的。此前，这个80后学者曾受北京市政府委托，率队对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的青年聚居现象，进行过长达2年的深入调研。向出版社自荐的情形还清晰地记得。

“首印8000册。”

“太少了，我这本书肯定能火。”廉思争取。

人家还是淡淡的，“每个到我们出版社的人都这么说……”

刚开始真还挺平静，但年底一部叫《蜗居》的电视剧播出了，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开始了，“梦想还有没有执著的必要？道德是不是很可笑的坚持？做海萍还是做海藻？要小贝还是要宋思明？”

同样有梦却居无定所、有知识却两手空空的蚁族，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2009年底最热的词。热到什么程度？近百家媒体，不仅国内还有国外的，包括日本共同社、法国路透社、俄罗斯塔斯社……纷纷架起摄像机，来到唐家岭，不停地拍摄。中央高层也开始关注蚁族群体。

草根阶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第四大弱势群体、卑微姿态、期许情怀……蚁族，取代振臂一呼、风云变色的人间王者，成为“时代”关注的对象。

他们高擎火把而来，却成为古希腊悲剧里为命运所捉弄的神。

主体是22岁到29岁的80后，聚居在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城乡结合部，普遍月收入为1000至2000元。七八个人一间房、七八十人一间厕所，每月房租300元(就这300元，不少人还交不起，躲着房东)。那里有坑洼不平的路面、横行抢道的黑车、疲倦的年轻人坐着拥挤的公车，从城里归来，回到村里小小的寓所。

“北京竟有这样的地方！竟有一群同龄人这样生活着！” 这是廉思第一次带队去唐家岭，大伙儿唏嘘的感慨。“当公共汽车的门关上时，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错过了这辆车，就错过了这个世界。”这是调研员张冉的一次晚归经历。

“失落的世界”，荒凉如斯。

调查证实，竟有数以10万计的青年在聚居村栖身——这还仅是北京一地的数据。随着《蚁族》一书的出版，不断有数据反馈回来，几乎在所有的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如焦作，都有这样的聚居村。生活之窘迫，堪比农民工、下岗职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迥异于前两者：均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0%来自于211重点院校，90%来自于普通院校、民办高校。这一点，发人深思、令人惊觉。

这就是传说中能借“知识改变命运”的一群人？

“一个重视知识的国家，掌握知识的人却过得不好；国家还没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有知识的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的后面……这是为什么？”坐在我对面的廉思抛出第一个重磅级问题。

与其说是问我，不如说是对时代的苦苦追问。

2

“蚁族”陈华或许也在问。当他经过一条大学的河边，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站成一排、陆续被小汽车接走时。

他没有愤怒，只是轻轻叹口气，提醒自己更努力。这只“蚂蚁”身上凝聚了人生教科书上教导的要素，勤奋、乐观，永不言弃。你会惊讶命运为什么还要给那么多一波三折。

在中央党校，陈华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考研失败，开始了求职的旅程。他坚持不啃老，啃馒头，最多时啃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拿到offer，在北京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做推销培训，底薪只有800元，不解决户口，不提供三险一金。

“有点饥不择食了。”陈华笑。

饥饿还在后面。两三个月之后，因为成绩平平，这工作丢了。陈华又开始在某商学院做起了营销，对这第二份工作，他也很珍惜，把展开“易拉宝”、在街头做推广的经历，都视作有趣的经历。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它。

生存至上，生活至下。为了活，陈华去街头发过传单、帮婚庆公司舞过狮子，实在不能变劳动力为人民币的日子，就去图书城看书，站着看那些关于求职和营销方面的书，指望着“今天看，明天就能用上了。”最困窘的时候，连28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这时，屋里种的一盆蒜苗就成了最大的安慰，起码有了它，一顿下饭菜就不愁了……

调查者杜韵竹笔下的“蚂蚁”陈华，是个动人的形象，当他拿起笛子、闭目吹起《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简直是幅唯美的图景，笛声里传递了不该属于他的寂寞忧伤。。

邓锟是我想记述的第二只“蚂蚁”。《蚁族》一书里的《聚居村村民序》就是他写的。廉思介绍， “邓锟是个有思想的人。”

生于1984年的邓锟是山西人，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北上的原因很浪漫，为了爱情。在人脉全无的异乡，他开始了一切全靠自己打拼的日子：在某医院的医疗器械中心上过班，也被传销组织欺骗过；考过研，最终失败了；谈过恋爱，最终也失败了。《蚁族》一书的出版，也未改变他的命运，几天前邓锟还给廉思打来电话，老师，我现在在卖数码相框，您要吗？

白天的邓锟，是沉静的、忙碌的、微笑着的……一天清晨，好友狄群“揭穿”了真相：“昨晚你哭了？”

“没有啊。”

“怎么枕头上湿了一大块？”

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哭泣，是哭了自己还不知道。

出去接受采访，邓锟常常遭遇好心的“建议”：为什么不回家？他不作答。怎么答？说学“生物工程”的回去后更惨吗？当地一个官员很雷人地问过，“这专业是不是养小动物的？”说父母不同意他回家吗？蚁爸蚁妈眼中，娃留在北京就是北京人了！说比起家乡，他宁可相信北京的一线光明？这都市多少允许你凭借个人努力找到工作，而地方上的“门阀政治”和“豪强垄断”，更让人无法呼吸……

陈华与邓锟代表了广大蚁族的共同困境：不乏知识与文凭，也愿靠双手改变自己家族和命运，却与幸福缘悭一面。为什么？

3

“纯粹胡扯！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我被骗了！”

“4年前，我用一袋钱换了一堆书，4年后，我这一堆书换不回一袋钱，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互联网上不少蚁族质疑的声音。

“它反映的是目前高等教育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廉思分析，“通过4年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是断裂的，有时一个专业设置，并未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怎么能不耽误人。”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一高校设立一个新专业，学生家长咨询，老师，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呀？招生老师答，我不知道。出来以后是不是分去某某部委？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招收的是200人而不是150人或250人？还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设立这样的专业？很简单，学校有师资、有宿舍、又能赚钱，那就招人呗！这样培育出来的学生，你怎能保证不是次品、废品、保证他们在人才市场上受欢迎？

其次，大学里传授的内容，也值得商榷。很多大学教给学生的不是技能，而是偏研究型的，但市场哪里要得了那么多研究者？在廉思团队设计的问卷有一个选项，“你认为高等教育给你带来了什么？——知识的丰富？英语水平的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很多人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一纸文凭。”

“我们去德国考察，在宝马、奔驰，一个经过专业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其受社会尊重的程度和工资水平，并不亚于大学毕业生。所以，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对扩招也有建议的，不是说扩招不可以，但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与精英教育齐头并进，这样我国才能成为真正成为一个资源大国。”廉思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曾经为大学定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梁任公也为学术、学问正名。放眼世界各国，教育于国民福祉之影响，举足轻重，GDP增长，只能称雄一世的，而培养新洁、有创造力、有担当的年轻人，却可泽被百年。难怪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先生措辞深切：“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大的变动，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

另一方面，追究外部原因之外，新一代“知识青年”，不妨从自身找找出路。

2009年12月16日，《南方周末》登出头版文章，探讨杨元元的人生之路，标题触目惊心、似曾相识——《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这个自杀的女研究生，几成“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代名词。但引起笔者格外留意的是同年12月14日，著名人生发展咨询专家徐小平，于博客上写下的文章——《盲目考研杀了杨元元》。文中说，“考研要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要和人生现状相结合，不能盲目，更不能为了户口、身份、社会地位这些本身就不真实的价值目标。对于杨元元这样家庭极其贫穷的大学生毕业生而言，救穷如救火，当务之急是把十年寒窗学来的知识投入到增加收入的活动中去……”而不是陷入学位帽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

机制的改变，非一日所能达成。相比那些希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呼声，这样犀利、清醒而自觉的提醒，对广大青年人来说，现实意义、可操作性更强。。

广大蚁族中，也有看清时势、破茧为蝶的人。如郑章军，这个来自内蒙古普通工人家庭的青年，不愧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他的有些想法，是真正的in，比如有了钱绝不买房，干什么？投资实业，开个小饭馆，让内蒙古的亲人能在北京扎根；他不太认同那些醉生梦死、躲在屋里打游戏的蚁族，“有钱不是判断人的惟一标准，但有没有上进心就很重要了……”

目前的郑章军月收入已达5000元，在一家国企任软件工程师，打算过几年自己再开家公司，计划着早一点搬离聚居村……

从心底里我为这样的蚁族鼓掌。“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你打不败他。”郑章军给后来者竖起一个遥远却可以抵达的目标，是蚁族没有被打败的证明。

4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关于人生，国维先生有三境界说。对于蚁族的解读，也不能逗留于“高等教育”“知识经济”的层面止步不前。

坐在我对面的廉思抛出了第二个重磅级问题：“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谷建芬有一首著名的歌，是这样唱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未来已经成为了今天，今天为什么不是想像中的未来？”

因为“他们的幸福感，被相对剥离了。”

与出生于大城市的同龄人不同，来自农村、县城，父母均为普通工人、农民的蚁族，世袭了基因与命运。当他们来到大城市，才惊觉自己每一步都被人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而房价的狂飙、找工作的艰难、资源的不平等流动，加剧了这种差距。于是，整整一个青年的群落，比一个时代“慢半截”。。

“当韩寒在鸟巢开卡丁车的时候，当胡斌在杭州玩漂移的时候，这样一群80后在默默地坚持。你不能说他们牢骚满腹，但也不能说他们无动于衷。”事实上，一些蚁族的言语，已露出情绪的端倪：

“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不是我物质，是生活逼我物质，没有房子，我们连遗传权都没有了。”

……

调查数据显示，蚁族的焦虑感、挫折感均高于普通人的正常值，仅以性生活为例，67%的蚁族在一个月内没有过性生活，而全国成人性生活的平均频率是一周一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定律，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啊。

亲情亦然。如2009年春节，廉思问过留北京的蚁族：“为什么不回家？”蚁族答：“买不到票。”这是借口，真实的原因是——过年给父母的孝顺钱，给弟弟妹妹的压岁钱，太沉重了，蚁族负担不起。他们也想挑起生活的重担，但就能力而言，真的“尚未成年”。

遑论蚁族，廉思认识的一位月入过万的白领，最近也搬到唐家岭，成为“新蚁族”。“不省房租怎么办？我1个月挣1万，花1000，才攒9000，一年才攒十万，什么时候才买得起北京一卫生间？”从这个角度上看，“每个人都是蚁族。”一样面临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是食物链上苦苦挣扎的一环。一个完善的社会，是致力于为下层的人民铺设一条通道、让他们有向上的希望的社会。希望可以微渺，但只要它在那儿，广大的人们就不至于绝望。

如何改变蚁族的生存境况？廉思提出短、中、长期三项建议，包括环境治理、职业培训、落实民主权利、兴建文体设施、控制招生规模、改革廉租房政策等。“当然，最根本的是充分发展二三线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具有巨大的虹吸作用。二三线城市如果发展好了，不用号召，青年人自然就会欣然前往。”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像蝼蚁一样生存，并不影响蚁族蝴蝶一样的美丽。调研问卷里有一个选项，“你为什么留在大城市？”蚁族的选择依次是，“一、为了梦想；二是为了父母，我可以过得很苦，但不能让爸爸妈妈苦，我现在苦是为了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第三个是为了孩子，我可以苦，但子孙后代不能苦，不能奋斗了18年才和城市里的80后一起喝咖啡。四是为了爱人，女朋友。五是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学习机会多。”没几个是为了自己的，绝大多数是为了别人。

这是80后从“迷惘一代”成长为“鸟巢一代”的深层次原因。

也是中华未来更强大、更美好的动力与源泉！

5

但冰川依然存在。于同一代人之间横亘。

在一所重点大学，一个学生向前来做讲座的廉思开炮了：“你说的这些人里，有多少是我们学校的？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这样的“独善其身”，让廉思怒了，他当场给予反驳：“你自以为是社会的精英，你知道精英是怎么形成的吗？精英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作‘蓝血贵族’，这些贵族相信自己的血是蓝色的，也坚信只有自己才配去流血，打仗的时候不让穷人上阵，自己保家卫国。你享受的权利越多，你承受的责任也就越大，心为平民，行是精英，这才是真正的精英！”

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一句话，廉思很认同，“世界上有一个是饥饿的，我是饥饿的；当世界上有一个人是贫穷的，我是贫穷的！”有这种关注苍生的意识，才叫精英！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蚁族的辐射作用，实际上已经开始显现。

最先受辐射的是调研员。人大、北大一共有100多名同学参与了调研和拍摄，对蚁族的观感，也经历了大起大伏，由“不相信”“鄙视”“同情”到最后的“佩服”。居然还有人说，“羡慕！”“你羡慕什么呀？”廉思乐。“师兄，那帮人的精神力量才真叫强大。我们每天在学校浑浑噩噩，去那儿了才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生活！”

同样被牵动的还有千万中国家庭。很多蚁爸蚁妈看过书后含泪给廉思打来了电话，有的甚至要给他钱：“我们支持你做下一本书。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了孩子在北京过得怎么样。”

作为旁观者，国外的媒体站在比我们更高的纬度上打量蚁族，他们似乎看到“这群沉默、隐忍而又谙熟互联网的年轻人，对未来不可小视的影响。”“反对日本入常”的联合大签名行动、“联合抵制家乐福”事件，都初步展现了这种影响的威力。它能创造也能破坏我们所依存的世界，能缔结也能摧毁我们所寄望的天堂。

剑指何方？

我想起1998年，才子李方在名篇《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写下对清华学子的期许和希望：“清华人，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

推而广之，今日之蚁族，何尝不能承载未来中华之希望。“上者为各行业的翘楚，中者为稳健的中产，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子民。”

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果其如此，诚为吾国吾民之福音。

3. 《中国社会保障》2010年第1期《“蚁族”生活实录》原文：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高智、弱小、群居。白天，他们像蚂蚁一样汇聚到市中心；傍晚，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 80后青年学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自发组成课题小组，历时两年调查，用《蚁族》一书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群体面纱。他们有着单薄的现实，厚实的梦想，更期待着化蚁成蝶……

“蚁族”生活实录

文/本刊记者 李静

一辆辆公交车缓缓地朝车站驶来，那些等车的人沿着公车行使的方向如潮水般“涌”去。人们用力敲打着车门，又喊又叫地看着司机，希望汽车停在自己身边。

车子还未停稳，便被团团围住。车门一开，人们立刻连冲带撞向车里挤。瞬间，原本空空的车已是人贴人，叫嚷声乱成一片，每个人都变成了“压缩饼干”。

车外，公交公司有4名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还有4人专门负责从车门处往上推人。

廉思的团队调研员沈路说，虽然在对受访者的调研中，早已耳闻“蚁穴”（“蚁族”聚居的地方）公交车站早班车的恐怖，但当她亲眼目睹时，还是被拥挤的现场震惊了，至今历历在目。

唐家岭，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本地村民大约3000人，但外来人口已超过5万人。它和二里庄、沙河、马连洼、肖家河等构成了北京10余万“蚁族”的藏身之地。此外上海、广州、杭州、武汉、西安、郑州也都有此类聚居村，在全国至少上百万人。

“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

今年26岁的洪建修是2006年7月来北京的，当时他刚刚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一下火车，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洪建修觉得这才是北京。

朋友早帮他租好了房子。他被领上城铁，在西二旗换乘公交，等他下车时，傻眼了：“哪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

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路旁的各色小店便被笼罩在“雾”中。没走几步，不知哪里飘来的白色塑料袋缠住了“脚”。这里就是唐家岭，洪建修的第一个“蚁居地”，是北京最大的一个“蚁穴”，四至七层不等的简易楼房拥挤在街道两旁。

洪建修的住处在一个蜿蜒小巷子的深处，10平方米，除了一张硬板床外，什么摆设都没有，也没有卫生间，一个月280元，跟一个朋友合住。一个月后，他搬到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月租350元。

“任何一个初到唐家岭的人都有相似的感受。”2009年11月27日，廉思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说，他第一次站在唐家岭时，感觉眼前就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大工地，很壮观。

永远被塞得要挤爆的公交车，满是污垢的早餐摊点，电线杆上密密麻麻的小广告，随处可见的房屋出租信息、简易厕所前冰冻的污水，堆积成山的生活垃圾，私人小诊所，当地居民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不绝于耳的电焊声，月初在村口收取“保护费”人的身影……这一切构成了唐家岭独特的繁华生态环境。

小月河，北京另一处著名的“蚁穴”，在北四环外，跟著名的奥运村只隔一条高速公路。这里的聚居区都叫学生公寓，以高低铺为主。每天早晨，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行色匆匆地在河堤边走过。

这里曾出过一个名人——王宝强。虽然王宝强不是大学生，但他的“自传”却激励了这里的很多大学生。

2006年7月，走出北京科技大学大门，郑章军拦了辆出租车，搭载着一箱书和一箱衣服来到了小月河一处公寓。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3张上下铺，6个人，每人半年1350元，免水电费。这，是郑章军迈入社会的第一步。

郑章军说，有天早上，他下铺的人觉得鼻子堵得慌，一抠竟然是只蟑螂。那天他们集体行动，战果辉煌，“满地都是蟑螂的尸体，一两百只都不止”。

在小月河，只要一个电话，每份不超过5元的面条、盖饭直接送到房间，改善伙食的话，河边散布着各种风味的小饭馆。10公里之外的唐家岭也是“应有尽有”，东北菜、川菜、湘菜、麻辣烫……每天晚上，辛苦了一天，颠簸了两个多小时，从公交车里“吐”出来的“蚁族”们，又钻进一个个小饭店中。

尽管那里的生活环境不好，但优势也很明显，属于环城地带，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廉思的团队走访调查发现，在这些地方，遍布街道的2元店、3元店里可以买到很多生活用品；同学、老乡相对集中，群体间易形成认同感；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相对较多。此外，大量合法或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落脚之处。

廉思进而分析说，2003年首批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汇聚成就业洪峰，我国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据统计，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已达650万。而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一些大城市逐渐出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调查发现，“蚁族”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者县级市，很多家庭全年收入低于5万元，是典型的“穷二代”。他们大都因为不满足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怀揣着梦想来到或者留在北京工作。

这些绝大多数是“80后”大学生，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有10.8％的人毕业于“211”高校，甚至是北大、清华、人大等知名院校，但近九成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他们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住每月300多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上班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廉思说，这是一个松散的、流动的群体，每次搬走一个人，很快就又有人来，很多人几乎没说过话。

生存之上，生活之下

洪建修入住唐家岭后，马上开始找工作，每天7点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朋友一块出门；9点左右到招聘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买两个煎饼果子当午饭；下午返回，进网吧，找招聘信息，投简历。但好多天工作没有着落，远在内蒙古的家人很担心，让他回去。

“家在一个小城镇，回去干啥啊？”洪建修学的是通信工程专业，整整一个月，投了400余份简历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做软件测试的工作，2000元的工资，比他期望的还多500元。

李鑫平是名自考生，200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后，为了生存，改行进入低门槛的保险业。保险公司的楼层内被各式各样的海报、宣传画、红色榜单、照片和数字包围着。每个人的月收入，一目了然。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大大的狮与羚海报——“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

形象的海报在李鑫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每天都在“奔跑”：上午8点到10点半，聚集在大厅里交流业务，下午打电话推销产品。100元钱买客户信息——1万个全球通手机号，一天打四五百个电话。每天都有工作量，晚上8点以后回家是常事。

保险行业有90%的淘汰率，李鑫平坚持了下来。从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到业务主任，他用了9个月。现在他不需要自己打电话推销产品了，每天5点半下班。但他说，老家家境好的同学，10元钱的“芙蓉”都不抽了，改“中华”了，“我每天的花销还抵不上一包中华”。

相比之下，同住在唐家岭的邓琨“社会阅历”就丰富多了。2007年，邓琨从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两年来，他做过销售，干过技术，考过研，进过传销组织，也自己创过业。

邓琨说，做了很多工作，自己的专业却都没用上。他还记得刚到大学时，听说学校其实没有实力开设他学的专业，是校长去外面考察，看到这个专业很高深，又是多学科交叉、边缘学科，回来后就弄起来了，学校还因此获得50万元的奖励。在医院实习时，中专实习生所接触的机器设备，邓琨这个偏医疗器械维修维护方向的本科生居然没有见过，实习期间只能做销售。

在调研中，像邓琨这样专业和市场不对接的大学生还有很多。廉思说，一方面，社会对大学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大学毕业生增加的速度；另一方面，高校专业不仅大而全，雷同问题突出，也没有根据市场情况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导致“只有一张文凭，没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就业时面临着尴尬局面。

“这个群体不仅有着艰难的求职过程，还有着不容乐观的工作状态和劳动保障。”廉思说，他们即使找到了工作，但没有底薪，完全靠提成，压力非常大，每天都在奔跑，在奋斗。实习、兼职，是他们的工作状态，非常不稳定，每个“蚁族”平均每年要换两份工作以上。

他们当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居多，其他主要从事保险、电子产品销售、广告营销服务等临时工作。在中关村海龙大厦卖电脑的很多都是“蚁族”。在劳动保障方面，有61.5%的人没有加班工资，32.3%的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37%的人没有“三险”。调查还发现，2008年，有35.9%的人长达一个月以上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8.5%。

是什么支撑他们在北京奋斗呢？访谈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家里支持或者非常支持留京，认为北京就业、发展的机会比地方要多许多。面对“生存至上，生活之下”的现实，很多“蚁族”跟家里报喜不报忧。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30年前，中国青年刊发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今的‘蚁族’，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思考……”廉思充满担忧。

廉思说，这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从事着一些体力工作；下岗职工，他们看中的不是未来，而是养老。“蚁族”，当今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充满活力，满怀理想，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再过十几年，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准精英层或者精英，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但是，“穷二代”的他们“上升通道失灵了”。“蚁族”们发现，自己奋斗了几年，还是赶不上“富二代”“官二代”。调查发现，许多靠近权力的机构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见不到平民和贫苦人家的孩子，父辈的权力和“人脉”被“世袭”。他们从小被灌输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大学毕业后，他们却发现，由于没有“硬”关系，由于“我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电脑编程，我回县城、农村能做什么”，城里就业无门，他们就只能又回到“村”里。“也就是说，他们连一个做农民的能力都没有了”。

你觉得高等教育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是调查试卷中的一道题，选项有知识技能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有自身素质、道德修养、人际交往等。结果，“蚁族”们只选了最后一项“一张文凭”。当问到高等教育缺失什么的时候，他们把以上几项全选了。

“天之骄子变成了天之焦子”。廉思带领的课题组得出结论，如果大学毕业生相关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他们有可能成为继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调查还发现，“蚁族”这个群体具有“相对剥夺感”（是指与其他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的特点，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善中国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活状况，任由其不满情绪累积，那么，未来各种怨恨高度积累、叠加达到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时，一旦出现某一特定事件，在特定情境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就可能会发生。

稍感欣慰的是，调研报告《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是廉思没有想到的。他决定，在上海、武汉、西安和广州四地，继续深入考察“蚁族”这个群体。他还计划出版“蚁族”第二本书，并改变宏观分析、微观故事与群体碰撞的写作思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蚁族”和“蚁族”现象。

在调查中，同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入学的课题组成员也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碰撞。“几年后我会不会成为他们？”“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一位成员在访谈中偶遇师兄——两年前曾经是学生会非常活跃的人物——双方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另一位成员感慨地说，当他错过了最后一辆返城的公交车时，他感觉仿佛错过了整个世界。

随着对“蚁族”的关注日益升温，唐家岭和小月河等“蚁穴”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一次，廉思随电视台去唐家岭拍摄，一“蚁族”接受采访时说，不知道是该感谢还是该责怪廉思，因为政府准备在唐家岭兴建白领公寓。“如果‘白宫’（指白领公寓）建起来了，我们负担不起房租的话，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他不认识廉思，也不知道廉思就在身旁。

4.CCTV-1 2月19日新闻联播《【对话2010】就业组合拳促大学生就业》视频链接：

http://news.cctv.com/china/20100219/1027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