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新闻网讯（法学院供稿）6月5日下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教授莅临我院“沈—冯法学名家讲坛”，为我院师生作“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知识联结难题’”讲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梅夏英、副书记张莉、副院长冯辉、院长助理孔祥稳、熊光清教授、杨贝副教授、郑海平副教授等教师代表，学院本研各年级学生，以及正在我院参加司法部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舒国滢教授系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钱端升A层次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哲学、法学方法论、法美学、法律论证理论。代表作有《法学的知识谱系》《在法律的边缘》《思如浮萍》《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法哲学沉思录》等。

讲座由梅夏英院长主持。梅夏英对舒国滢教授的莅临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向师生们介绍了舒国滢教授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和杰出的社会影响力。

舒国滢教授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知识联结难题’”。舒国滢教授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知识联结难题”已经成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阻碍。中国法制有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现代化问题；中国要实行现代化，不可能直接依靠传统中国未经过任何转型或更新的旧法制来达到目标，借助传统的旧法制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自然进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此外，中国法制现代化存在着一个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这一问题是实践性的，于“中国”这样一个准备“计划”投身于现代法治建设的“内在参与者”必须从实践层面寻找到一种切合其自身“国情”的法治“图景”或“目标”。而清末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历史事件，导致了中国法学学问传统发生了两次断裂，上述“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在某些历史阶段并未实现，故而存在所谓的“法制现代化被延误”现象。因此，当传统中国的旧法制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失去了直接作为晚近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合法性” 基础并作为联结桥梁后，如何走现代法治之路，寻找既切合中国实际又“符合实践理想的”法制现代化方案就变成了中国平顺地完成由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商工文明”社会的转型，并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历史任务。

舒国滢教授强调，只有基于正确的或适当的知识才有可能找到可欲的法制现代化之路。而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议题，至少有六类知识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是域外世界以“内部参与者”角色所形成的有关其各自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之自我认知的知识；第二是域外世界中一些后发国家或地区“外部观察者”或者有时以“内部参与者”角色对于其曾经作为“模范”对象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之认知的知识；第三是域外世界作为“外部观察者”对于中国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知识；第四是中国作为外部观察者对于域外世界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知识；第五是中国作为内部参与者对于中国自己历史上和当下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知识；第六是中国既作为外部观察者、也作为内部参与者，对作为整体政治-社会单位的世界的法律制度的知识。

舒国滢教授讲解了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中破解“知识联结难题”所需要的智识条件。舒国滢教授认为，对于中国当下及未来法治发展而言，法制现代化道路的重启无疑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件。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重启本身并不能用“制度实践”的行动方针直接解决诸种知识之间的联结难题。在当代世界，中国除了有“经济入世”“法律入世”等问题外，还有一个“知识入世”问题。舒国滢教授还通过介绍德国法学界的“萨维尼问题”，生动地说明了法学上的“知识联结难题”并非完全无解，但要取得这种成功确实也需要具备一些可能的智识条件的道理。舒国滢教授认为，破解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知识联结难题”，需要法学家群体内部形成一种法学，以及在方法论上具有更新与建构体系的理论自觉与集体冲动，需要不同代际的学者心无旁骛、潜心供奉“天职”般在法学上持续努力用功作业，还需要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贡献，在世界观、方法论、概念论和文献学上对法学的支持。

随后，杨贝副教授对舒国滢教授的讲座发表感想，并再次感谢舒国滢教授的莅临。在提问环节，舒国滢教授也与参会师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本次讲座在与会师生的热烈掌声和对舒国滢教授的感谢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