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启明：胸怀沧海 已成从容

记者 崔艳

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一首诗，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下一盘棋，一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一门语言，那么九十年的时间，可以用来经历多少事情？对外经贸大学原经贸学院教授严启明，用光阴的故事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娓娓道来。

“我的国家需要我”

今年已九十高寿的严启明教授说起话来依旧思路清晰，但是他笑言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已不怎么清晰地记得。那么他依旧记得的那些事，或许便是人生最精彩的沉淀。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严启明进入上海吴江大学学习，上海那时还划归国民政府管辖。当时的政府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将一半的学费开销补贴给学生。严启明赴美国纽约大学学习经济的第一年，就拿到了一千五百美金的补贴。然而世事多变，第二年国民政府财政紧张，无法继续补贴学生。为了继续学业，严启明便开始留意学校推荐的课余工作项目。他说：“那时候真是什么都做过，在餐厅、图书馆、材料室都干过活。”

一年半以后，严启明结束学业准备回国，然而那时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去往上海的船只全部停运。并且美国政府对当时的华人留学生控制十分严格，严启明只能以“在香港有亲戚”为由暂且辗转回港。在香港找了家公司工作一年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内地来，因为“我的国家需要我”。

上书总理 渴望报国

回到内地的严启明最初在交通部运输局工作，随后转到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任职。1964年，知青下乡，他被安排下放到山西的一个生物研究院工作。专业与工作不对口，这让他很是困扰，觉得自己在国外学来的知识不能最大程度的应用来建设祖国。几年后他给周总理写信表明情况，希望能把他调去可以发挥专业特长的地方，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价值。周总理请秘书回信给他说：“请你稍等一等，我们会处理你的问题。”

不久严启明被调回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时逢中国致力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急需外语人才，他随即被调去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前身）教授英语。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东北农村，文革结束后，他继续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执教。在海关系教授了两年英语过后，他转去经济系教授经济管理，真正教回了自己的专长，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望。谈笑论道间，数十载光阴如白马，他在自己喜欢的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一直到1999年退休。

退而不休 丹青怡情

退休之后的严启明不愿等闲度日，开始到北京老年大学学习中国画。即使现在已是九十高龄，他依旧几乎天天画上一会儿，画画是他退休生活里格外充实而精彩的一笔。他喜欢画画带给他的感觉：“画画能让我投入进去，什么事情都忘了，一下子心里就静下来了。”虽然现在严先生作画已经需要用放大镜一点一点地看，但是他还是没有舍弃这一爱好。贸大节日、庆典时他也常常自己作画，赠送给学校。

严先生每天三四点钟早起，看看报纸了解一下新闻。偶尔也喜欢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尤其喜欢看排球和乒乓球的比赛。严先生的家旁边便是外经贸的老年活动中心，除了偶尔去那里画画，早些年他有时也会去打打乒乓球。“当时在经贸学院的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呢！”严先生笑着回想道。教师的本能让他也想跟现在的大学生们说：“得多锻炼，运动不仅有助健康，对提高反应能力也有帮助。运动好了才能学好习！”

给年轻人的话

严启明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梦”，而他的中国梦与年轻人相关。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学生的知识也要跟上去，但快速的知识更替也很容易导致年轻人的不专心。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了他对于追求的智慧。

钻研与实践，是放飞梦想的助力。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他希望学生们好好利用学校的资源，广泛涉猎专业知识和兴趣常识。厚积方可薄发，对自己的专长做得越精越好。找准方向，便潜下心去探索。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实践便是必要。严先生早年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教授总是会带他们去参加实习。“只有通过实践，你才能知道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行不行得通。”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困难，他也劝年轻人们遇到困难不要灰心，想想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总能再重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