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求是》 2026-03-16）

蓝庆新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少数西方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加剧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经贸力量发展壮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经贸领域加速渗透融合，为国际经贸发展积聚新动能新活力，全球贸易格局在矛盾交织和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发生深层次变化。针对全球贸易新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以中国高水平开放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国际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意义重大。

一

当前，经济全球化步入深度调整期，传统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反映在贸易推进范式、贸易发展重心、贸易竞争方式、贸易增长动力等方面的根本转变，呈现四大鲜明特征。

贸易推进范式从全球化扩张转向区域化收缩。以往全球贸易推进范式构建在成本效率优先的价值链全球化布局基础上，多边主义是总体趋向，而今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恶意瘫痪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以致安全和韧性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优先选项，贸易推进范式逐步呈现区域化收缩趋势。一方面，贸易流向从全球分工转向区域内部循环。北美、东亚等区域内贸易占比扩大，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扩大了北美区域内贸易，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美国排名前两位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增长迅速，自2020年起东盟超过欧盟、美国连续6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政治立场、价值观因素渐成贸易准入重点。美国在盟国和所谓“友好国家”实施优惠贸易安排，对地缘政治对手实施“脱钩断链”，转口贸易、第三地带曲线贸易大量出现，导致全球贸易复杂度提升，给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严峻挑战。

贸易发展重心从发达国家主导转向“南北”均衡发展。以往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通过产业转移将低端制造布局在全球南方国家，同时大量消费全球南方国家制造的物美价廉产品，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全球贸易分工和最终消费体系。当前，这种模式已然发生改变，南方国家贸易地位上升，逐步与发达国家共同驱动全球贸易发展。从贸易份额来看，七国集团国家货物贸易全球占比已经从本世纪初45%以上持续下降到当前30%左右，新兴经济体占比从23%上升至42%。从贸易增速来看，全球南方国家贸易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尤其是出口增长迅速，2025年上半年出口增速5.2%，远超发达国家1.8%的增速。从贸易市场来看，过去全球80%的最终消费需求来自发达国家，现在新兴市场内部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超过57%的南方国家出口目的地是其他南方国家。发达国家“最终消费者”的垄断地位不断削弱，比如，2025年美国在中国进出口占比已从高峰时近20%降至8.8%，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上升至51.9%。

贸易竞争方式从塑造比较优势转向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过去，凭借生产成本管控带来以商品物美价廉为核心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制胜法宝。而今，除商品价格博弈外，以技术标准话语权为核心的规则规制博弈异军突起。少数西方国家在采用关税及反倾销反补贴税等传统竞争手段进行产业保护的同时，加大对规则的应用以谋求贸易竞争主导权。现任美国政府频繁动用“对等关税”，除了保护自身产业利益外，更多为了威逼竞争对手在数字技术、关键矿产以及国内贸易规则等方面作出让步。欧盟实施碳关税，迫使贸易对象国商品必须符合欧盟低碳标准，强化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规则主导权。

贸易增长动力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攀升驱动。原来靠资源禀赋进行规模化生产带来的货物贸易增长，逐步转向贸易服务化、绿色化和数字化带来的商品价值攀升驱动。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从跨境交付服务到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扩张迅速，2019—2024年期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6.7%，显著高于全球货物贸易4.1%的年均增速，成为推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数字化对贸易增长赋能明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商品研发、生产、管理及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快速提升了商品技术含量和市场反应效率。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数字贸易平台的兴起，催生了“去中介化”的跨境电商模式，成为驱动货物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以中国为例，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69.7%。绿色化创造全新贸易赛道。谁能提供绿色产品，谁就掌握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贸易发展权。全球绿色贸易2024年突破5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8%。

二

全球贸易格局变化是原有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发生巨变后的必然结果，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认知、力量对比、技术革命、生产力发展等驱动因素的相互影响、综合作用。

个别西方大国将经贸合作泛政治化，把贸易作为地缘博弈工具。美国将自身贸易逆差、失业、巨额联邦债务等痼疾，简单归咎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片面强调本国利益优先，泛化国家安全，以冷战思维将贸易政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以所谓“民主人权”价值观区分贸易阵营，对不接受美式价值观的国家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并进行贸易打压。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频挥关税大棒，意图迫使他国签署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贸易协定，倒逼产业回流美国，对无法回流的产业则利用差别关税压力迫使产业链从“非盟友国家”转向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在逆全球化贸易政策压力下，跨国企业被迫改变原有贸易分工，在考量安全和韧性的前提下重构区域产供链，加大区域内采购规模，进而促使全球贸易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展现出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强大力量。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发达国家占据高端生产能力、向外转移低端制造的传统贸易分工被实质性重构，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成为全球主要产能中心和技术迭代地，积累了规模强大、体系完备的贸易产业基础，形成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实力。部分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向中高技术制造升级，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蓬勃发展，与发达国家发展代差大大缩小。全球南方国家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南南合作机制，通过“金砖+”、“上合+”机制发挥集体行动力，主动设置全球经贸议题，强化产供链合作，提升国际贸易治理话语权，从而在发达国家需求疲软和贸易打压时仍能保持影响贸易格局变化的能力与韧性。

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竞争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贸易竞争焦点从强化价格优势转向注重科技含量。原本商品竞争比拼的是利用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禀赋进行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降低。而今，技术变革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固有时滞不断缩短，大量贸易商品的竞争力由成本多少转为技术含量高低来决定，特别是随着数智技术对产业升级和能源转型的渗透融合能力不断加深，芯片、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海空天、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竞争趋于激烈，贸易竞争优势日益表现为高科技竞争优势。与技术相应的贸易规则成为维护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环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等标准规则，构成新型贸易壁垒，使得国际贸易竞争方式从产品成本博弈转为“技术—规则”双博弈。

全球生产力跃迁与气候环境治理共识，带来国际贸易新动能。生产力跃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数智融合渗透以及绿色价值导向，不断开辟贸易增长新空间。全球生产力跃迁体现为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增强，卖产品逐渐转变为卖“产品+服务”，贸易附加值更多体现在服务增值上。体现为数智化在各领域的融合与渗透，云计算、互联网、跨境支付打破贸易时空限制，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实现贸易供需精准对接，数字平台整合研发、制造、物流、金融、售后各环节，让全球企业、消费者形成信任链接，扩展了数字贸易参与主体。还体现在经济绿色化集约化，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治理要求下，全球绿色采购和消费越来越成为行动自觉，加之各国政府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鼓励绿色贸易，带动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成为重要增长点。

三

面对全球贸易变局，中国应主动担当、主动塑造，在变局中维护全球共同发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坚持多边主义，以制度开放为依托、以贸易升级为动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与国情相契合、与大国担当相呼应的应对体系。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维护其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激活并探索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升级已有自贸协定，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标准规则互认、产贸合作深度耦合，稳固区域价值网络。持续向世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引领全球开放合作潮流、对冲脱钩封闭逆流，稳定提供高科技、高标准、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为全球贸易发展和供应链韧性注入中国力量。拓展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海关、检验检疫、跨境支付等领域的国际协同，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环境。

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贸易规则竞争话语权。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先行先试，重点在知识产权保护、电子认证、政府采购、绿色低碳等领域，探索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和兼容。主动塑造国际贸易规则，在数字贸易便利化、跨境数据流动、绿色标准互认、产供链韧性、新能源等方面提出中国方案。加强国际绿色低碳合作，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认证体系，推动贸易绿色低碳转型。在全球贸易规则竞争中积极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利益，促进特殊与差别待遇、公平发展空间等原则的适用性，提升发展中国家规则话语权，推动国际贸易治理更加公平公正。

推进贸易提质升级，强化贸易新动能。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落实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鼓励研发设计、咨询、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出口，扶持新能源、数字智能、生物医药、低碳环保、工程设计等领域的跨境服务外包发展，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培育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推动海外仓无人化、智能化改造，提升贸易效率。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贸易体系，推动高耗能产业低碳化改造与绿色产品贸易协同，巩固“新三样”出口，支持绿色氢能设备、海上风电模组以及生物基新材料等新兴绿色中间品的出口，拓展绿色贸易新优势。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附：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33M-3DilSBp_QYSXxXo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