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财经报》 2025-11-2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面对全球格局深刻演变，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正蓄势待发。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与以往开放有何区别？中国新一轮开放政策“组合拳”将如何升级？又将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哪些新动力？围绕上述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制度型开放迈入新阶段

自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度型开放”以来，这一概念在多个高层会议上被反复提及。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建议》再次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也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更高的目标要求。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以分工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全球化模式正遭遇逆全球化冲击。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通过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USMCA（美墨加三国协议）等高标准协定，加紧争夺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的主导权，中国面临被排除在新规则体系之外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从规则参与到引领规则制定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认为，传统开放更多是在加入WTO等压力下的被动接受规则，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红利，而制度型开放则是主动对标高标准，通过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进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的参与度乃至引领力。

近年来，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不断夯实。“十四五”时期，我国外贸体量持续扩大，货物贸易规模连续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2024年达6.16万亿美元，较“十三五”末增长32.4%，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

“中国正从‘十四五’进入‘十五五’规划期，强调制度型开放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质变和升级，是基于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战略抉择。”吕越进一步表示，当前制度型开放的核心特征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接与融合，主要关注的是要素进入一国境内后的隐性壁垒，市场主体所面临的经济运行规则是否与国际主流规则兼容等。

高凌云认为，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系统性地重塑国内经济治理规则，这就要求国内法律法规、管理和标准主动向国际公认的高标准看齐，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新领域。同时，必须保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度透明，法律法规公开发布，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打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组合拳”

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建议》从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四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受访专家建议，中国新一轮的开放并非单点突破，而是要形成一套多维发力的“组合拳”。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重点推进三方面关键举措。”吕越建议，一是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主动对接CPTPP、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在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开展制度创新，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改革。在WTO改革中提出建设性方案，并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积极推介中国标准，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三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与主要经贸伙伴的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深化通关便利化、监管协同等制度性合作，打造覆盖主要市场，贯穿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

“这些举措将共同推动中国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化，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吕越表示。

高凌云则建议从五方面着力推动制度型开放，包括积极加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主动改革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规则；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完善国内法治与监管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建议，一方面要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扩大商品进口，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带动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加大服务业开放，全面增强服务业竞争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

稳字当头统筹推进开放与安全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持续，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确实面临多重挑战，部分国家推行‘脱钩断链’或‘去风险’策略，试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国内经济运行中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等难点堵点。”高凌云表示，在此背景下，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实质上是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主动作为来对冲外部压力、倒逼内部改革、抢占发展先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布局。

《建议》关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部署，“稳步”二字尤为关键。吕越告诉记者，《建议》强调“稳步”，核心在于通过系统的风险治理体系，实现开放与安全、改革与稳定的动态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实施精准的开放管理。通过负面清单与监管目录明确开放边界，在数据、金融等关键领域建立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第二，建立与制度型开放相适应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动态监测与风险研判，开发供应链金融避险工具，形成覆盖风险监测、预警、处置的闭环管理。第三，提升市场主体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专业培训、合规指导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协同治理机制，推动风险应对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转变。

高凌云表示，“稳步”体现在平衡“开放与安全”“改革与稳定”两对关系上：前者是以安全为底线的开放，在复杂国际环境中趋利避害；后者是以稳定为大局的改革，通过稳步推进实现更高质量的动态稳定。

受访专家认为，若上述举措在“十五五”期间扎实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到203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将迎来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展望这一未来新图景，吕越认为主要有三个显著特征：中国与全球经贸体系将实现深度制度融合，通过成功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制度型开放新范式；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迎来结构性重塑，中国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将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领域构建新型竞合关系，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更加均衡、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持续注入新动能。

“到2030年，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将建立在更深层次的产业协同、更平衡的贸易往来和更对等的规则互动之上，中国将成为全球需求的主要来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高凌云强调，“这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

附原文链接：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992859323427979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