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界面新闻 2022-11-18）

“在主导大国合作的方式上，还需要凝练出一种独特的G20方式，从而与其他多边机制形成互补。”

“这是在最合适的场合，一群最合适的人，讨论事关全球经济未来的重大事项。他们能否真诚合作，事关我们能否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谈及刚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17次峰会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这样说。

没有哪个国际机制能够像G20一样，同时将全球最有经济话语权的代表们汇聚一堂。尤其是在如今分裂和对抗加剧的时期，这样的机会愈发珍贵。

G20成员包括19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欧盟，囊括了G7这样最发达的经济体，以及中印领衔的新兴经济体。其成员占全球GDP总量的80%以上，占国际贸易的75%，占世界人口的60%。同时，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也列席会议。

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三年来的首次线下G20会议，同时也是人数最齐的一次。随着最受关注的2天元首峰会的结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得以发布。宣言聚焦全球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金融稳定、粮食和能源安全、融资工具和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诸多方面。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观察人士眼中，多重危机世界中的这场G20峰会至少在及格水平以上。总体来看，它多少表现了一些诚意，传递了信心。至于其具体成果，“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但也不乏有指引意义的亮点条款。

“意外”的宣言

这份17页的联合宣言能够落地，多少有些出乎观察人士的预料。

在此之前，舆论普遍预计，这场经济论坛的主题会因安全议程等非经济关切而失焦。俄乌冲突、新冠大流行、气候危机、经济衰退，在多重危机叠加、分歧加深的时刻，主要领导人能顺利见面吗？见了能谈成吗？联合宣言能落笔签字吗？此类问题真实反映了一些专家的担忧。

乌克兰危机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最终，联合宣言在前段提及此话题，关于其措辞方式和出现位置，多数受访嘉宾用“意外”来形容。

“会议没有对危机进行定性，但是重申了联合国决议，不过同时也表达了观点，称‘这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场合’。通过策略性地表达，会议照顾到了各方能够接受的底线。这是联合宣言最终能够得以发出的重要原因。”朱杰进说道。 

中国的机遇

从联合宣言的具体内容来看，基本坚持了经济议题的中心地位，再次确认了G20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定位。

“从经济领域表现来看，满分100分的情况下，我会打出85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告诉界面新闻。

其中两句“不甚起眼”的条款，特别引起分析人士的注意。

宣言写到：重申2025年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6轮份额总检查。欢迎各国自愿转借特别提款权。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告诉界面新闻，宣言主动提及世界银行改革的话题，其实“意义重大”。

赵永升也用“意义重大”来形容该条款。作为曾在巴黎有多年研究经验的金融从业者，赵永升特别指出，这对中国金融银行和货币领域的意义尤甚，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来说，机会“前所未有”。

世界银行和IMF是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均在欧美的实际掌控之下。数十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要求分享国际金融机构的股权和管理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赵永升表示，巴厘岛峰会宣言重申世行股权审议，表明中国两年后可以依据自身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申请更大的股权占比，从而为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另外，宣言确认明年底前将完成IMF第16轮份额总检查，这给人民币在IMF一揽子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提供机遇。 

而宣言欢迎各国自愿转借特别提款权，提供了“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所在国——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之间相互转借的机会”，回应了加快落实向低收入国家转借特别提款权的要求。

转型的G20

在本次峰会上，中美等大国之间的互动，是焦点中的焦点。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反对把G20政治化，不能用意识形态来划线，也不能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二十大之后，外界非常关心中国在外交和全球治理政策上是否有新走向。从最新表达来看，中国实际上还是坚持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一个方向。”朱杰进说。

另外，“习拜会”后，中美重启气候合作；联合宣言提到了中国参与的世界银行框架下的应对疫情大流行基金。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些都是积极的政治信号，可以预期接下来的推动步骤。

G20脱胎于财长会议，经济议题是其初衷和核心。1999年它诞生于G7国家的财长会议机制，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升级为领导人峰会。但在特殊时期，G20等多边机制常被政治等非经济因素裹挟。

就其平台性质而言，G20已从最初的金融扩大到经济，现在其发展治理的属性愈发明显。张贵洪表示，在如今的特殊时期，已经无法完全避开非经济议题，他们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就此而言，G20还在转型中。

“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互动越来越密切，G20需要把公卫、气候这些社会议题纳入进来，这也是联合国推动的方向。但是纳入到什么程度？怎么应对？另外，它在主导大国合作的方式上，还需要凝练出一种独特的G20方式，从而与其他多边机制形成互补。”张贵洪说。

而要想真正成为有普遍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G20需要提升其多样性。批评人士认为，G20虽然“块头大”，但是代表性不足，目前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

一个摆在眼前的选项是，有必要纳入非洲联盟。“目前G20中只有代表发达国家的欧盟这一个国际组织，需要将发展中国家的集团代表纳入进来，这也是中国的呼吁。从而推动它成为一个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的平台。”张贵洪表示。

随着本届印尼峰会的闭幕，印度接过了旗帜，将主办明年的G20峰会。同时这也将开启“金砖国家”的G20主场时刻。印度之后，巴西和南非将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话语权的提高值得期待。

附：原文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415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