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2024-06-13）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巧妙地借助上海地区的报纸、杂志为五四运动制造声势，以实际行动指导并鼓励各地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对不幸被捕的爱国师生和工人充满同情、积极营救。

孙中山曾一度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世界，认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体结构就可以抵御列强侵略、获得“文明世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然而，护法运动的失败却使他不得不承认，“英美尤其是美国是彻头彻尾的口头上的‘民主’，看他们主张的‘民主’，却有理由阻止吾人之运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更是令其认识到，帝国主义恰是中国实现民族自决的障碍。因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并未置身事外，而是予以真诚相助。他巧妙地借助上海地区的报纸、杂志为五四运动制造声势，以实际行动指导并鼓励各地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对不幸被捕的爱国师生和工人充满同情、积极营救。正是在这场运动精神的洗礼下，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

指导干部宣传五四运动

五四时期，孙中山巧妙地借助上海地区的报纸、杂志等媒体平台为五四运动制造声势。当得知五四运动爆发后，原本潜心著书立说的孙中山便立刻指示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正是在孙中山的敦促下，仅邵力子个人便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系列时评短文，不仅竭力呼吁上海各界共同参与五四运动，更注重为人们解析局势、指点迷津。如1919年5月8日《何以慰北京学生》，揭示“力争主权、惩办国贼”是五四运动的根本要义；5月28日《大家要帮助学生》，呼吁有爱心的国民“都起来帮助学生，共同反对那国贼”；6月6日《罢市是为什么呢》，进一步为罢市商人阐明斗争方向，要“由人民组织的法庭”来审判卖国贼；6月9日《要求新政府出现》，希望国民都抱定“排除卖国政府，要求新政府出现”的决心……这些时评对推动五四运动在上海深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与指引作用。

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戴季陶、朱执信等人在6月、8月筹办的《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及《建设》杂志，也发表了许多声援和肯定五四运动的报道与评论。如《星期评论》第1号《潮流发动地点的变动》一文中称赞五四运动是“由科学智识发生出的爱国心”“有真价值”。第5号《拒绝签字》一文揭示《巴黎和会》不过是强权的虚伪，“靠‘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是“一种空想”，力主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孙中山亲自起草发刊词的《建设》杂志第1卷第3号《五四运动之回顾》一文，对五四运动中学生和商界表现出来的“自动”“勇毅”“牺牲”“诚和”“自治”价值大加赞赏。这些言论直接助推五四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中即肯定，孙中山“对时代的适应和把握到底比别人高明而有魄力。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发动，他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以积极的方案相号召，而令干部同志办《星期评论》，完全用语体文，俾与北大几个有力量的刊物相呼应。”另一名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在《纪念与回忆》一文中也指出，“就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出版了新青年等刊物，上海方面由先生领导也出版了《建设》月刊；北京方面出版了战斗性的《每周评论》，上海方面也出版了同样性的《星期评论》”。

精心指导爱国学生

五四时期，孙中山还以实际行动精心指导并鼓励支持各地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斗争。5月6日，孙中山要求邵力子“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首先是复旦大学”。在邵力子和复旦学生的努力下，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复旦大学学生何葆仁当选主席，朱承洵当选总干事。上海学联成立后，便开始组织全市范围内的罢课，向市民作广泛宣传。然而，当上海学联力图进一步实现商人罢市时，却受到了上海市总商会和南市商会的拖延与应付，工作始终不得要领。就在学生们感到迷惑、困难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给上海学联打去了电话，并派一名洪姓代表与何葆仁、朱承洵两位学联负责人密谈。代表告诉他们，孙中山已经为他们请好两位外国律师，鼓励他们放心大胆干，“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运动，要扩大阵线，要设法激起怒潮来”。

正是在孙中山具体有力的支持下，5月31日，上海学联组织二万学生和市民为郭钦光烈士举行追悼会并进行游行示威。其中，由朱承洵带队的约万人，冲进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他们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扯下丢进黄浦江，进行爱国救亡的抗议示威。上海的商人们也深受感染，不仅大、小商店均降半旗志哀，“抵制日货”的白旗大大增加，更有许多商人为学生鼓掌欢呼。6月2日，孙中山亲自接见了何葆仁、朱承洵，在详细询问这次示威游行的情形后赞赏道：“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这是同学们团结一致的力量！”在孙中山的鼓励下，上海学联还推动了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的成立，以及上海“三罢”斗争的轰轰烈烈开展。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消息传来，何葆仁、朱承洵又一次前去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则十分高兴地用英语对他们说：“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

除积极指导上海学生外，孙中山还时刻关注并热情帮助其他地区的爱国学生。他曾两次回复南京华侨学生代表陈汉明，明确表示将鼎力支持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的爱国行动；亦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还接见了北京、陕西、安徽的学生代表，并数次到全国学联演讲，给予爱国学生抚慰和鼓励。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还将自己半生革命经验与思考体悟倾囊相授，为学生们将反帝爱国斗争坚持到底提供指导借鉴。如在8月5日全国学联评议部闭会式上，他不仅表达了对学生们“智勇”品质的钦佩，也传授了自己革命的切身教训，叮嘱他们“勿贪近功，中途羡慕权势，招致异类，令全国事业发生不统一之现象”。8月间，他还在寓所接见了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张国焘、刘清扬，询问他们：“我要给你们五百支枪以对付北京政府，如何？”意在启发学生们不能只局限于游行示威，更要提高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视。

积极营救爱国师生和工人

五四时期，孙中山对不幸被捕的爱国师生和工人充满同情，心系其安危并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5月7日，北洋政府迫于公众的极大压力将五四运动当天逮捕的32名学生释放，然而第二天总统徐世昌给教育部的命令中却依然要求严厉惩罚这些学生。当孙中山听说为首学生将会被处以极刑时，立即同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唐继尧在5月9日联名致电徐世昌，表示“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正因孙中山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这些学生才最终免予受到法庭制裁。

6月11日，陈独秀因起草并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14日，《民国日报》发表了陈独秀的《告北京市民宣言》，以示强烈谴责与抗议；15日，又发表了《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再次对北洋政府施以舆论压力。孙中山本人亦积极营救陈独秀。8月上旬，徐世昌、段祺瑞代表许世英赴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对许世英说：“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他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赶紧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9月17日，陈独秀便出狱了。当时便有很多人都赞同孙中山的这番谈话“谈得好”。

7月10日，广东召开国民大会，向广东军政府请愿，要求“出师讨贼”“废除密约”，并罢课、罢工、罢市。然而，被桂系军阀把持的广东军政府却派出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当孙中山听说广东军政府要枪毙工人及学生代表黄凤廷、胡定科等人，立即致电广东军政府进行指责。8月，孙中山又愤然辞去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声明今后对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并表示：“文决不忍与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足见孙中山对爱国群众的满腔同情与同仇敌忾。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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